凝聚共识 合作共享:专访神经生物学创新团队成员王克威、陆林、万有教授

凝聚共识 合作共享:专访神经生物学创新团队成员王克威、陆林、万有教授

 ■ 创新团队系列专访

  在医学部现有的11个创新团队中,有一支队伍比较独特,分属不同领域、不在同一研究所、有着相对独立的工作空间,但这样的组合却没有影响他们在神经生物学这一共同方向上的认定和探寻。学科交叉促进他们在科学研究中优势互补、相互汲取,不同层面的关注也会让讨论存在分歧甚至争执,但为了共同目标,更多的还是合作、共享。

  这是一个怎样的团队,他们的工作模式和管理有着怎样的特点,让我们共同来了解——

  王克威 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

  陆林 药物依赖性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万有 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获得者

  “镇痛与药物成瘾的神经生物机制研究”——2010年教育部创新团队(以下简称神经生物学团队)    带头人:王克威    主要骨干:王韵、万有、崔彩莲、陆林、于常海

  慢性疼痛是一道尚未解决的健康难题,资料显示:慢性痛的发病率约占30%,在中国慢性痛患者约为1亿人。虽然围绕“疼痛”探索了近50年的神经生物基础研究成果卓著,但仍有多数病人的疼痛未得到有效控制,一方面,缓解疼痛所需费用居疾病治疗之首,另一方面,临床使用的吗啡类镇痛药物对神经病理痛疗效有限,镇痛研究存在重大医学需求。

  神经生物学团队的研究还不止于此。药物成瘾机制也是神经科学研究中探讨的热点。“戒毒难难于上青天”,原因之一就在于药物成瘾的机制不明。而药物成瘾不仅是医疗难题,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全国60%以上的刑事案件与吸毒有关,截至2008年12月,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112.7万,比90年代初期增加了近16倍,而实际上可能还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可见,神经生物学团队所承担的研究项目意义重大、责任艰巨。就其创新团队骨干分别承担的研究工作而言:王克威教授主要以离子通道的结构与神经生物学功能为主;万有教授以疼痛慢性痛神经生物学机制为主要方向、王韵教授在痛和痛觉调制及神经系统发育损伤修复信号通路方面进行研究;崔彩莲教授主要研究药物成瘾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及电针治疗药物成瘾的机制,同样关注药物成瘾依赖的陆林教授主要从事药物依赖后发生复吸的神经生物学和神经药理学机制研究;以神经胶质细胞为主要关注点的于常海教授进行的是胶质细胞在疼痛及神经系统发育损伤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不同生物学靶点,但中心点是疼痛和药物成瘾。关于疼痛与药物成瘾的研究,将大家凝聚在了一起。而要追溯疼痛研究的历史源头,还得回到上世纪60年代。

  1965年,韩济生院士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展开针刺麻醉研究,开启了北医生理学教研室向针刺镇痛领域全新探索的历史。韩先生是这个团队最早的带头人,其实这之前他对针刺麻醉并不了解,甚至很陌生。而受命于国家重任,他毅然放弃从事了12年的基础研究,带领团队迅速转型。针刺麻醉神经化学原理实验室就在这一年成立了。1987年,神经科学研究中心成立,他带领团队开展的多项研究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评价,并对全世界疼痛医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90年代初,韩先生和他的团队又尝试戒毒治疗和研究,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戒毒理念和疗法。由此,确立了团队在“疼痛的神经化学和药物成瘾基础研究”方面的科研方向。

  1993年成立“卫生部神经科学重点实验室”。1997年实验室由生理学系分出,成立“神经科学研究所”。2000年成立“神经生物学系”。2001年获首批国家神经生物学重点学科,教育部神经科学重点实验室。变迁见证了历史,书写着成绩。

  2009年,团队的年轻骨干们带着标志性的学术成绩申请教育部创新团队,顺利通过。

  《吗啡受体的镇痛与耐受的分子机制》首次揭示了delta吗啡受体上的一个重要位点在吗啡镇痛与耐受中的作用。SciBX编辑部高度评价其科学价值及商业潜能,作为亮点刊登。

  《KChIP1辅助亚基与Kv4钾通道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首次提出了辅助蛋白KChIP与Kv4相互作用的“钳制学说”,在2007年世界百篇最有影响力论文评选中被评为第74篇。

  《PKD在神经元极性产生及维持作用机理》第一次提出PKD在神经元极性中的重要性,美国神经科学杂志将其作为焦点论文发表,自然杂志中国站点也评论其研究亮点。

  《毒品心理渴求的“潜伏现象”》采用大鼠自我给药模型,揭示了药物戒断后环境线索诱导的心理渴求的潜伏现象。

  《可卡因戒断后潜伏复吸的神经信号通路》发现中枢多巴胺神经系统中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的表达亦具有潜伏规律,中央杏仁核在潜伏复吸中起关键作用。

  《脱毒和美莎酮治疗患者多巴胺神经元的脑影像》、《NMDA负性调控蛋白对通道功能的调控》、《配体门控离子通道及其磷酸化修饰在炎症痛中的作用》

  2003年以来SCI杂志发表论文176篇,两个实验室以上合作完成的SCI论文44篇,2003年以来代表性学术论文(IF>5.5)合计21篇。

  “创新团队不是做重复性的东西,不是停留在观察科学研究浅层的这个变化、那个变化,我希望探寻未知的深层,利用不同实验室的技术和知识专长来集中探讨单个实验室所不能解决的科学问题,这才是团队。”

  2005年回国前,王克威是美国Wyeth制药公司神经科学部首席科学家,他曾先后留学剑桥大学和耶鲁大学,完成了博士后研究,1984-1988年在北医跟随导师韩济生院士做博士研究生。

  谈到创新团队的形成,他说,这是一批人马经过了不同发展阶段,形成的合作团队。“不同背景的骨干,长期合作,逐渐形成了合作团队,这是PI的优势。我们想突出团队发展过程中主要的研究方向,也就是疼痛和后来新加的药物成瘾,从分子细胞载体层面进行关注。大家各自有不同的研究领域,疼痛这一主要的方向把大家凝聚在了一起。”

  神经生物学团队的创新点在于,利用分子、细胞和整体等多种神经科学手段,阐明神经精神疾病的机制和鉴别新药分子靶点。作为团队特色的“学科交叉”,主要体现为: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电生理学、结构生物学和整体神经药理学等基础与应用密切结合的研究模式。王克威教授认为,交叉是合作的前提,如果都做同样的东西就没有合作的必要了。

  现在他招收的硕士、博士生以及博士后,都是在各院系进行招生,包括基础医学院、药学院还有医院。人才培养上,他主张没有限制的交流。而教师之间,他也希望通过自由交流,使大家互不重复、不戒备。在王克威教授看来,不同理解并不影响合作,应该充分尊重不同的研究手段,方法学上共享材料技术和仪器平台,通过学术报告讨论了解科研进展。通过交流相互了解每个实验室在做什么,通过交流深入探讨一些共同的话题,碰撞思想火花。

  “这个团队的成员不是一个单位的,各实验室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可以互相帮助,通过一些实质性的科研合作,优势互补,深入研究。比如,王韵教授和我共同合作发表的《NMDA负性调控蛋白对通道功能的调控》,就是通过不同手段的实验合作完成的。她实验室不具备的人才、方法、设备,通过讨论我觉得可以承担,于是便协作进行,提高了科研手段的有效性。”

   “创新团队不要做重复性的东西,不是停留在浅层面的研究,观察这个变化那个变化,我是希望探寻深层的未知东西,利用不同实验室的技术和知识专长来集中探讨单个实验室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是创新团队的目标或目的。”

  神经科学的问题涉及手段复杂,内容广泛,交叉性强,临床对于神经疾病药物的需求最大,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最大。王克威教授希望,未来能集中力量在某个方向有所突破,更好地实现成果转化,希望通过环境改善、人才引进、科研人员雇佣,仪器设备空间,学术交流等,在关键的科学问题上集中精力、人力、财力做有特点的研究和应用。他说:越接近自然合理的系统越好。

  “对年轻学生的培养,一定要将之定位成优秀科学人员或者科学家来培养。对于一个老师来说,培养一个科学家比自己成为科学家更有价值、有意义。”

  陆林教授参与神经生物学创新团队的申请,主要涉及的是药物成瘾的机制研究。陆林教授介绍,目前药物成瘾的问题非常严重,吸毒是导致艾滋病感染的主要途径,而且违法犯罪者中吸毒人员也占较高比例。我国公安部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为150万,隐形吸毒者更多。药物成瘾的机制研究主要从事药物依赖性的细胞分子生物学机制及行为学方面机制的研究,海洛因吸毒者几乎100%会复吸,为什么?是什么在大脑中起作用?为什么家破人亡被判刑仍难戒毒,吸毒者大脑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这些我们经常会问起的问题,在陆林教授和团队的研究中有了科学答案。

  “我给你举个例子:小时候给你一块糖的记忆,与吸毒者对毒品的记忆与相差数万倍,如果十年前吸过毒,再次回想起来就能让他坐立不安。人对体验毒品的感觉和记忆是非常清晰的,吸毒者大脑出现了一种病态记忆。”陆林教授生动形象的解释,让我这个门外汉一下子对他从事的工作亲近起来。

  科学研究既可以呈现为规范严谨的国际通行的专业学术论文,也可用大众都听得懂的语言进行广泛传播。这是作为医学科研人员的价值、责任和魅力。每年的6.26禁毒日,陆林教授都会接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媒体界的专业咨询和求证,为社会服务是他以及研究所常年承担的工作。

  药物依赖研究所集神经药理、临床药理、药物滥用流行病学等多项专业研究为一体,是我国专门从事药物依赖性研究的国家级综合研究机构。研究所与社会对接密切,用他的话说,他们要用很多精力和资源来做社会技术支持工作。国家政府部门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咨询,需要他们提供技术服务和支持;司法、公安机关对吸毒者的定刑,需要他们提供科学依据;如何确定滥用毒品的种类,如何区别对待吸毒者,如何对吸毒者进行有效的治疗和帮助等等,这些都需要他们给出科学的答案。

  2005年陆林教授回国,成为药物依赖研究所所长。目前所里培养的研究生及各类人才已遍布全国,在用科学的力量与毒品较量,为禁毒事业奉献着智慧。之前研究所在社会职能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斐然。近几年来,所里的科研工作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研究团队发展迅速,研究所的年轻老师、博士后每年都能申请到科研基金,目前所里申请的科技部、自然基金委等项目已达几十项。药物依赖研究所的综合水平在全国本领域中居领军位置,但陆林教授在谈到人才建设时表示,目前最大问题是人才太少,尤其领军式人物。他认为,“学科发展不是一个人在做,而要靠一个各有所长的团队来做才能有大的影响力。”

  “教学相长,相辅相成。”在陆林教授看来,培养年轻教师很重要,而对学生的培养更关键。“我最深的体会的是,对年轻学生的培养,一定要将之定位成优秀科学人员或者科学家来培养,不能当做廉价劳动力。对于一个老师来说,培养科学家比自己成为科学家更有价值、有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陆林教授总是强调:“教学生怎么思考科学问题,让他们学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而明白写科学论文是科学家应该做的,而不是读研唯一的目标。”

  鼓励学生、年轻教师根据自己的爱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是陆林教授倡导的“自由空间”。不过,在研究所里,每周两次的文献学习或实验室讨论,是要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自由的氛围、严格的要求,该宽松时宽松,该严格要严格,不搞教条。”陆林教授说。他希望通过各种途径改善研究生待遇,吸引优秀的对科学感兴趣的学生来从事科学研究,创造更多科学成果,这样才能增强在世界的影响力和地位。

  “有了基本措施的保障,尊重每位教授对专业的把握,创造好的条件和平台,把人凝聚在一起,大家围绕一个方向,相信每个人对专业前沿的判断。我觉得创新应该就是结果,而不是刻意追求的一句口号。”

  团队学科交叉的组合协作方式,万有教授认为,这是未来的方向和必然趋势。他解释道: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大学体制下从事科学研究的问题,教学单位按学科走,科学研究是从研究方向和科学问题出发,大学主要承担两种职能,教学和科研,尽可能把相同方向、兴趣,共同信念的人组织在一起,科研教学一体化,人才凝聚团队才会强。

  采访中,万有教授反复提到:凝聚、集中、聚拢、共享,这既是他作为所长一直坚持奉行的原则,也是创新团队必须一以贯之的精神。

  “创新团队是在认同大的目标前提下一起努力,把各个教授自己单独的兴趣和方向能够集中到某些点上,作出自己的贡献。具体执行项目时,创新是个目标,关键要为每位教授提供发挥才华的平台,通过强调研究方向凝聚共识,聚拢人才。”

  神经科学研究所与神经生物学系、教育部神经科学重点实验室和卫生部神经科学重点实验室四位一体,同时也是教育部评定的国家级神经生物学重点学科。多年来,这个团队一直坚持平台设备和技术的共享,不是把资源分到每个人手里,所有的经费都要在全体教授会上讨论。每月一次的教授会作为一项管理机制和制度,诞生了很多团队决策。当然,会上也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讨论、争执甚至争吵,“我觉得应该尊重每位教授,给每一个人发表意见的机会。这些年我做所长,这种形式也会让我感到压力,但是管理模式的结果是好的。有了基本措施的保障,尊重每一位教授对专业的把握,创造好的条件和平台,我觉得创新应该就是结果,而不是刻意追求的一句口号。”

  万有教授说,自己这个所长更像个CEO,精心搭建平台就是为了筑巢引凤,“我可以保证教授们来到这里,今天报到明天就能开始工作。”开放与共享是这个重点实验室一直坚持的,一方面保证仪器平台在校内外的开放使用,更重要的是通过科研交流把相同方向的人才凝聚在一起。

  团队里的每一位教师同时承担着学校本科、研究生的教学工作。神经生物学是从6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交叉学科。“刚开始只有研究生的课,后来8年长学制本科也纳入教学范围,其实我们的科研任务很重,而且人手紧张,也可以只带研究生课,过得轻松些。但我们觉得本科生也应该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临床很多科室都涉及神经科学,需要培养学生这方面的知识和意识。”万有教授讲道,“等于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加码,这些年下来,我们感觉在这个方向的把握上是走在全国的前沿。这一点归功于韩老师,他是那种敢于给年轻人加任务、加压力,让我们走在前头的前辈,对我们总是扶上马再送一程,力所能及地帮助、指点……”  

  采访即将结束时,我们得知,韩先生于近日荣获了2011年吴阶平医学奖。巧合之间,让我们更加感念这个团队创办的历史源头和近五十年来走过的不凡历程,带着一如既往的果敢、创新和凝聚力,神经生物学团队还将奋勇前行。

(宣传部 武慧媛)

编辑: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