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0年代生，今年80岁。从进入北医学习到毕业工作，至65岁离休（1995年），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北医度过的。回忆往事，难忘北医老师和领导对我的教育培养。

做梦也未想到能上大学

　　1938年2月，日本鬼子侵占了我的家乡山西闻喜县。我这个七岁多的穷孩子便跟随家人在外逃荒八年，过着少吃缺穿、担惊受怕的不安定生活。因为家里有人参加了八路军，所以房子全被烧毁，并被告示要抓我祖母，使我们无家可归。我亲眼见证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实行的罪恶累累的“三光政策”。1945年日本投降了，我们家住到了解放区，刚安定下来就有了上学的机会，但1946年国民党派胡宗南率大量部队进攻晋南解放区，我又随军分区转移到中条山上，看到了国民党军队及残匪侵略百姓的恶劣行为。为了解放全中国，我怀着对革命的热情，1947年在晋南中学积极报名参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50年6月，我来到北京，在北京市公共卫生局（现改卫生局）西郊卫生所工作，后改为海淀卫生院即现在的海淀卫生局所在地（原是李莲英的一处故居）。当时，总感觉自己的文化水平比其他同志低，很不适应工作的需要，迫切希望有个学习的机会。恰巧1952年卫生部委托上海第一医学院举办卫生干部学校，为工农干部补习文化，北京市卫生局选送我和几位同志到上海干校学习。上医的老师为我们补习了近一年的文化课程。后来卫生部有保送上高等学校的计划，我和班上同学在上海交通大学参加了全国统考。我的第一志愿报了北京医学院。那时大学录取考生除了发通知外，还要在人民日报公布名单。当我看到人民日报登有我的名字，被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录取，真是做梦也未想到能考上大学而且是北京医学院，我一连看了好几遍是不是我的名字，那高兴劲就不用说了。

难忘北医的学生时代

　　1953年9月，报到的第一天，我就感到北医是一个温暖的家庭。在北大老红楼，北京的同学接待我们远道来的同学。他们和蔼热情地帮提行李、安排住房，使我很感动。大学第一年的伙食很好，据说上级给的经费较多，我记得在一次入学动员大会上马旭教务长批评个别同学浪费粮食：“有的同学吃肉包子把皮扔到垃圾桶。”听报告时，会场下有的同学不认真听，议论说话，马院长大声批评说“我讲话你听我的，不要在下面讲”。这种严格要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政治处的秦德运主任，作政治形势报告时，讲话很有艺术性，生动且有教育意义。

　　北医老师授课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如林克椿老师给我们调干同学补习物理课，王志均老师讲巴甫洛夫的巴氏小胃，王书咸老师讲内科，吴阰军老师讲泌尿外科，康映渠老师讲妇产科，王光超老师讲皮肤科等等。老师们授课的形象，精妙的语言，渊博的知识使我认识到：作为一名教师，言教身教的力量是无穷的。如今，我已是80岁的老人，还经常回忆怀念起我的老师们，到学校办事碰到健在的老师，还是很愿意叫他们一声老师，并祝愿老师健康长寿、阖家幸福。

　　同学之间也相互帮助，真诚相处。1953年医疗系起初是三个班，后合并成两个班，甲班140余人，小组变动过几次。我记忆中，两位小组长高振敏、张荣菊，都非常负责。我学习临床课期间，曾患大叶性肺炎住院一周，待我出院后小组同学们早已分工，每人给我抄一份一周的上课笔记，让我不要落课。我生长在晋南产小麦地区，到北京多年也不习惯吃米饭，有时去食堂晚了，同学便顺便给我带个馒头放在餐桌上（那时餐厅按小组分桌吃）。在城内菜园时伙食好，有次用餐每人一条油炸大黄花鱼，我不喜欢吃鱼便送给了同学。回忆起学生时代的生活和情谊非常愉快，这些年每逢校庆和聚会，我都积极参加，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回到了北医大家庭。

　　1957年，到了临床实习阶段，同学们都愿意到大医院实习，当时北京的大医院少，学校领导决定由我和钱昌年同学带队去上海第二医学院实习，我们班党支部书记于文方风趣地对领导说：“你让柴元瑞去，需带上一口袋馒头。”在上医附属广慈医院（现改为上海瑞金医院）实习时，医院对我们各方面都很照顾。有时中午吃馒头，食堂还特意为我留两个当作晚饭。我们几十个同学在上海广慈医院和仁济医院实习收获颇多，当时北大医院内科仅分专业组，病床也少，而广慈医院原是法国人办的，医院面积很大且有大草坪，1000多张床位，五官科、儿科、传染科都有独立的楼房。大内科分为内分泌科、消化科、呼吸科、心血科，都是独立的病区，每个专业至少40张床位。我们亲身经历了58年广慈医院成功抢救大面积严重烧伤患者邱财康的全过程。

　　在广慈医院实习的一年，同学们专业学习、政治思想、工作态度、生活作风都表现得很好，得到院方的好评，体现了北医教学育人的成果。我们的努力为北医争了光。

毕业分配到北医三院工作

　　1958年分配工作，大部分同学都分在了北京各大医院和医科院，没想到组织上把我们十几位同学留校分配到刚初建的三院工作。那时，三院建筑设计较合理，楼道宽敞，据说曲正院长指示每层楼墙壁刷不同的油漆颜色。特色科室有运动医学、职业病、物理治疗科（理疗科）。理疗科建筑面积大，占了医疗楼二楼2个病区的面积，有三个接诊室，理疗设备齐全，各种水疗及休息室，还有泯疗、蜡疗及各种光电疗，在北京各大医院数一数二。

　　我和另一位同学被分配到理疗科。开院前我曾在中苏友好医院（现为北京友谊医院）进修学习了三个月物理治疗，开院不久我被任命为理疗科主任，全科二十几位同志。理疗科无专家教授，在院长的关心支持下，我们全科同志努力学习、工作，开展各项服务，搞中西医结合理疗、中医按摩、针灸科。经过一年多努力，科内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我们还编写了卫生系物理治疗学教材，开展新技术、新疗法，服务质量和态度也得到广大患者的好评。1960年，理疗科被评为三院先进科室，我被评为先进个人、医学院先进个人，出席了北京市先进个人表彰大会，现享受北京市劳模的奖励待遇（每月150元生活补贴费）。

　　1965年，为贯彻毛主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卫生部钱信忠部长带队到北京通县蹲点，三院由左奇院长带领50余人各科骨干参加此项工作。三院分四个医疗队，我是在马头的那个队，妇产科主任张丽珠教授也在我们这个队。她年龄最大，也同我们一起巡回医疗，热心为人民服务。那时大家为贫下中农服务干劲十足，记得我在卫生院吃饭（那时还用粮票）一次可吃一斤炸酱面，一月休一次假，从通县马头骑四个小时自行车回家。

　　那年，我爱人在友谊医院被下放到房山霞云岭医疗队，家中两个孩子无人照顾，放到友谊医院托儿所，我们便从山西老家把我父亲接到北京照顾孩子。不久老人两次患脑血管病，住友谊医院和北医三院。左院长为照顾我家中困难，66年5月把我调回三院党委办公室工作。6月份“文化大革命”开始，三院很快处于瘫痪状态，卫生部派工作组进入北医和三院。不久工作组又撤出三院，推出一个五人小组接管工作组的遗留材料，我担任组长。以后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组，我任筹备组主任委员、王文学任副主任委员。筹备组也处理医院一些日常工作，因为医院处在一个无政府状态。文革中我未参加派别，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医院后，69年正式成立医院革命委员会，我被三院广大群众推举，以革命干部的身份进入院革委会，担任副主任委员分管业务工作。后任院党委副书记、北京医学院党委委员。当时工军宣队各科都派有人员，主要抓“阶级斗争”搞大批斗，搞“忠于毛主席活动，搞什么献礼”等。那时主要靠医务人员自觉维护医院的正常秩序，做好医疗工作。

　　1975年组织调我到第一医院工作，一院摊子大，分三处：妇儿医院、二部住院部、一部门诊部和五官科病房。我任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医疗工作。76年8月唐山发生大地震，在急诊室我看到搭别人的车来到北京的许多受伤的人，几天后北京市政府委派北京医学院组建一所野战医院赴唐山救灾。当时北医党委书记薛伟民、第一医院党委书记彭瑞璁亲自指导，决定由医务人员、学生和卫生系有关专业人员组成，院领导常学增和我带队前去。大家连夜准备医疗器械、药物等物品。第二天170余人乘4辆大轿车，三辆大卡车拉药品、器械，很快开往唐山。经过唐山县城路线已闻到腐烂尸体的气味。解放军把挖出的遗体装入塑料袋堆放在路旁待运走。我们到达时紧急抢救已过，各省都派出医疗队赶到。我们在县城及郊区进行救治和巡回医疗一个多月，9月初返回北京。第二天便得知毛主席去世。那时地震对北京影响也大，但顾不上自己的小家。我们是医疗工作者，救死扶伤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从事医政工作的主要体会

　　1979年5月我到北医医疗处工作，后改为医务处，任副处长。医务处的主要任务是制定计划，督促检查附属医院的医疗、护理工作，贯彻落实卫生部、市卫生局有关医政工作。我在校机关工作了16年，除了处理日常工作和医疗纠纷外，还和处内同志重点抓了几件事：

　　首先抓附属医院的规章制度建设，进一步建立健全规章和医护操作规程。由于“文化大革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些好的规章制度被破坏，好的操作规程证实执行不够，引起医疗纠纷、严重差错也不少。如何管好医院是个重要问题。经校领导陈化同意，我们组织各附属医院医务处主任到南方几个省市大医院参观学习。他们有很多好经验，特别是广州人民医院，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临床各科专业也很好，使我学习了不少东西。回京后我们组织各医院抓紧健全规章制度和医护操作规程。三院做得最好，用铅印的各项医务制度操作规程发给各科室。接着组织有关科室人员相互检查执行情况，每年都要组织有关科室专家教授检查病历书写情况并进行评比，促使医院医疗、护理质量及医院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其次制定了《北京医学院处理医疗事故、纠纷的意见》，由学校办公室会议通过发到各医院执行。以往处理医疗事故、纠纷占去我们很多时间，为此处内专门有一位同志管理此事。我在三院和一院工作时均处理过几件事故和严重差错纠纷，到医务处后遇到人民医院也有几起难办的纠纷。医院发生纠纷未处理好，患者家属便找到北医，还有上诉到卫生部或市卫生局的材料也转到北医，最后均落到我们医务处来处理，我们再到医院调查了解，和医院医务处或医院领导讨论解决。那时不像现在通过法律程序解决，能使医院主动转报来解决问题。我们的《北京医学院处理医疗事故、纠纷的意见》是根据卫生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制定的，有些纠纷尽量由医院处理，方便病人及家属，有利于促进医院的管理。

　　再次是促进综合医院心外和脑外科的建立。70年代后期，我们附属医院的心外和脑外科还是空白的，而当时阜外、天坛医院是专科医院，这方面很有特长。我在一院工作时就感觉外科的重要性，那时外科专家李家忠教授、妇产科麦永嫣教授、教学办公室的张雨同志，先后都患脑血管病送天坛医院抢救。北医作为医学院的教学医院没有脑外科，不适应医学的发展。我总认为学校重视教学科研是对的，但要重视医院的发展、医疗工作和临床学科建设。曲绵域任校长后比较重视医院，特别是心外科，几次到附属医院调研听取意见，对心外科医生提出派出去学习或请进来的办法，下决心背水一战，终于建起了胸心外科和脑外科，现在三个附属医院这两个学科的水平是比较好的。

　　为不断提高医疗质量，我们请各院有关专家教授组建北京医科大学医疗质量委员会（包括护理专家），我任副主任，每年组织评比医护质量（重点是病历书写等），起到良好效果。80年代后期卫生部召开全国医政会议，推广交流精神文明医院建设，会后我们制定了《北医大附属医院精神文明建设标准》。崔月犁部长指示卫生部医政司应抓好部直属医院的服务，于宗河司长责成北医、医科院、北京医院三家单位的医务处处长轮流牵头主持11所部属医院，每年按照文明医院标准检查评比，连续搞了三年，每次都是北医第一（第一次是一院，第二次是三院，第三次是六院），得到了卫生部的表扬。

　　卫生部抓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也根据国外医院管理经验制定出医院分级管理标准。由卫生部医政司、北京市卫生局领导及有关专家制定出北京地区（部队医院除外）三级医院评审委员会成员，负责医技组的工作。经过10多年的努力，评审出北京地区40余所三级甲等医院（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其中部分医院一次评审未通过需补查。我们北医五所医院均顺利通过评审，得到三甲医院的称号，我也为之高兴。我参加北京地区三级医院评审工作10年多，从中学习到不少东西，获市卫生局颁发的“评委十年荣誉奖状”。从事医政工作30年，获得卫生部颁发的荣誉奖状。

　　在医政工作的同时，我也兼做一些业务和社会工作。60年代曾任北京医学会理疗学会常委，受聘为卫生部科委理疗疗养专业委员会委员。80至90年代任北京医学管理学会二届常委，担任三届北京老医药卫生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现为荣誉理事。在中华医学杂志、北医学报、中国康复、中华医院管理杂志等发表论文十余篇。参加编写中国第一本《医院管理学》，乔志恒主任主编的《物理治疗学全书》。我从一名主治医师成长为讲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并得到市教委颁发的高等教师证书。95年被评为北京医科大学优秀共产党员。离休后，我继续参加了几年北京地区三级医院评审工作并担任北京老医药卫生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我很热爱并关心我国卫生事业的改革发展，尤其是北医和附属医院的建设发展。希望北医早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拥有一流医疗技术水平。

（作者：柴元瑞）

编辑：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