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人水晶盒里被郑重地放进两只手表，一只女式，一只男式——11月的初冬，北京大学医学部用这样的仪式完成了老夫妻合葬的遗愿——手表的指针还在跳动，属于他们的时间仍在生命之后行走。

   那是一群走在生命之后的人，以坦荡、无私、博爱，无言地向后人诠释着知识的力量、奉献的主题和生命的希望……

　　2011年11月1日，深秋的清晨里，一个被称为“北大最美女孩”的姑娘静静地来到北京大学医学部，围绕着她的菊花在肃杀的季节里显得格外鲜活，如她逝去的生命。

　　24岁的李菲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9级硕士研究生，报到前夕被查出罹患绝症“Ｔ细胞淋巴瘤”。这个坚强的女孩，经历了7次化疗和一次自体干细胞移植，几乎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战胜疾病、痛苦和绝望——她短暂的康复，曾令母校、同学，令为她募集善款的各界人士和减免剩余医疗费用的北医三院，令所有爱她、关心她、称呼她为“抗癌天使”、“最美女孩”的人激动不已。可是，2011年10月30日，她最终倒下了，复发的肿瘤夺走了她生命里余下的时间。

　　她那么感谢帮助过她的人，那么爱这个世界，想多留下一些美好和希望。她做了一个决定：将遗体捐献给医学部。就这样她终于回校了——只是，她不再是学生，而成为了医学生同学的大体老师；而且她再也不会离开了——告别的人群散去，记载着李菲甜甜笑容的纪念盒摆放在了大体老师纪念墙上。

　　“我抗争过、努力过，享受到了这美好的生命过程。只要有爱，这个世上没有什么是无法逾越的。不怨天尤人，走过去，前面是片艳阳天。” ——李菲

走向圣洁

　　北大医学部解剖楼一层最西侧是一间半独立的小房子，那是一间小小的遗体告别厅，陈设简单。纪念墙就位于告别厅内，这是1999年至今，医学部267位大体老师最后的家。每当厅门打开的时候，他们都能看到医学部小花园里春天的新芽和飞翔的喜鹊，还有手持菊花的孩子们。

　　在这里，他们放弃了尘世的身份，却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大体老师，但是最常使用的仍然是生前的姓名。名字被记录在小小的15厘米见方的水晶盒上，家人和医学部的老师们会一起选出最美的照片贴在上面，盒子里会放进一缕青丝，或一页手迹，抑或一件物品，都是他们生命的痕迹。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的负责遗体接收工作的金铎老师参与了水晶盒的设计，他也总是那个迎接大体老师到来的人。有些人生前登记和公证的时候曾走进过他三楼那间小小的办公室，有些人则是离去后，家人送他们来到这里。只要一个电话，金老师便随时在这里迎接。2010年8月的一天金老师接待了一位102岁的老者，虽然电话中金老师一再叮嘱可以由家人代办，但老人仍坚持在家人的搀扶下，亲自来到医学部申领了表格，看着那段誓言：“为了我国医学事业和医学教学、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我决定无偿捐献遗体”“供医学教学和科学研究使用。”他郑重地写了下自己的名字。“老人来一趟不容易。那是多么宽阔的心胸，摒弃了旧的观念，对医学的贡献是伟大的！”金老师慨叹。2011年，老人履行了神圣的誓言，成为医学部最为年长的大体老师之一。

　　通常，逝者的家属在金老师的帮助下办理了简便的手续后，大体老师的水晶纪念盒便会摆放在纪念墙上。有些家属会选择在告别厅进行简单的告别仪式，有些则遵照遗嘱一切从简，家属说，这样挺好，到清明纪念墙开放的时候可以来看看，和去墓园是一样的，让家人有个念想。而逝者将在解剖教研室7位技术老师的带领下，开始一段延续生命希望的旅程。老师们会轻轻解去大体老师的衣物，以最虔诚的心为他们净身，仿佛新生的洗礼。大体老师们经过防腐固定和包裹后送入冷库，在这个零度的环境中，他们将安静地沉睡一年以上的时间，等待孩子们以圣洁的心将身体唤醒。

　　每年2月解剖课开课的时候，师生们会进行一个简单的开课仪式。仪式上播放着感恩主题短片，基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郭琦曾和许多同学一起看得潸然泪下。同学由解剖老师带领着向遗体鞠躬默哀，并将手中的菊花献给安详的无言良师。老师们会要求同学们轻轻地，严格按照手术规程来进行解剖，从皮肤切口、脏器寻找，到血管或神经的分离都一点点地做，像对待真正的病人一样。“要记住他们的姓名和面容，他是你们的长辈，是不会说话的老师，是他带领你们踏上医学之路的开端。我们没有理由不尊敬他们，因为他们的心胸和品格都远远高于我们。”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常务副主任张卫光老师会这样告诉学生。

　　张卫光老师回忆起当年自己第一次持刀的时候，没有丝毫的恐惧，内心只有神圣感：“人的身体是最美的艺术品，是造物的神奇，我们就要探究这份神奇。”学生们谈起自己的大体老师的时候，从来都是亲切称呼为“爷爷”、“奶奶”，甚至同学们还会自己去了解大体老师的生平，在他们眼里，大体老师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有自己的病史、自己的故事。曾有一组同学根据老师提供的登记资料用心地查找了大体老师“马爷爷”的故事，他是一名参加过自卫反击战的老兵，后进入卫生部工作，种种事迹都是家人未曾透露，登记上也未曾有过的。

　　每次上课，老师会将尸体或标本摆放整齐；下课时，同学们也同样把标本摆放回原位，将皮肤重新覆盖好才会离去。5月课程结束的时候，同学们会将所有的脏器还原，向无言良师致谢、告别、进行缝合，将他们送去火化。

　　“我们将来也一定会捐的。”金老师认真地说：“真的非常感谢捐献人和家属，特别感谢捐献人对医学教育和我们北京大学的支持！”“同学们要用自己的学习状态来感恩，用成绩感谢大体老师的亲身教育。”张卫光老师说。纪念墙落成后的一周，全国人大韩启德副委员长来到医学部校园的时候，径直走向告别厅，向纪念墙深深鞠躬并献上了菊花，“对大体老师的纪念，一方面对医学教育有利——医学生学习医学离不开解剖；另一方面，为社会开创了新风气，对现代文明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他说。

引领生命

　　设于北京大学医学部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内的遗体捐献站，是1999年在红十字会的倡导下建立起来的，与北京协和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下设机构一样，全称为“北京市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成立12年，近2000人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捐献站进行了登记，其中1000余人进行了公证；捐献站共接收遗体267具。登记站还建立了登记系统，对所接收的每具遗体进行认真地资料搜集和严格的管理。

　　在金老师的桌上，摆放着蔡老先生的纪念盒，其中有一段故事。蔡先生的家人听说老先生的遗体出现在了医学部以外的某处，希望帮助查实，随后又打来电话诚恳地道歉：“我们相信医学部，这一定是一场误会，不要找了。但解剖学系仍利用了一周的时间坚持比对了十年来的每一个记录，细细地清查，当然也查找到了老先生的遗体，遗容如生前一样慈详，只是肤色微白。学系通知蔡先生的家人可以随时来探望，并邀请他们参加设立纪念墙和清明例行在长青园举行的大体老师刻碑仪式。“我们会对每位捐献者及其家属负责。”张卫光老师说。

　　这样良好的存放情况有赖于严格的管理，也得益于2003年以来医学部的一系列举措，大大改善了遗体保存方法和存放条件。不仅将遗体存储室由西北区的旧屋迁至解剖楼一楼，建立了冷库，而且将福尔马林浸泡的保存方式改为灌注防腐固定和冷库保存。2006年又为捐献者建立了遗体告别厅。2011年，经张卫光老师提议，在医学部王宪副主任和医学部教育处的支持下，拨专项经费建立了大体老师纪念墙。

　　“医学教育之路是大体老师铺就的。基本的医学教学规律决定，医学生不研究正常的人体，就不可能研究病变；离开了解剖学，多数医学课程难以为继；没有坚实的医学基础，临床医疗也就无法开展。所以学生必须先了解人体结构，学习基础课程——解剖学就是最基础的学科之一，而解剖课程尤其依赖于遗体捐献，大体老师们无私的奉献对医学教育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张卫光老师严肃地说。在他的眼中，解剖学系的老师和大体老师们一起向这些尚无医学基础的学生授课，这个过程就好像在一张张白纸作画。

　　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本科生的解剖课分为系统解剖学和局部解剖学两个部分。八年制的医学生和留学生在进行一年通识教育之后，分别在大学二年级、三年级学习系统解剖学和局部解剖学；五年制的医学生则在入学后就在解剖实验室研究人体的结构；而护理、医学实验、公共卫生等专业的同学则只进行系统解剖的学习——以人体消化、神经等各个系统为基础，通过手摸标本进行学习。但无论哪一课程，都离不开大体老师的捐献。

　　课程在解剖学系的8个解剖实验室里进行，实验室很整洁，有赖于良好的通风措施，房间里没有一丝防腐液的味道。每个实验室里都摆放着5部可升降实验台，空闲的时候覆盖着蓝布，局部解剖课的时候，随着工作台的慢慢抬升，平躺着的大体老师便呈现在同学面前。8~10名学生为一组，4组学生围着各自的工作台，在一名授课老师和一名技术老师的配合讲授下开展学习。通过互动式的局解PBL教学，引导同学们适应集体讨论与合作；学会思考，以多角度地看看待问题；培养以科研的思维捕捉思想的火花的能力。

　　“在教学中，理想的情况是4至6个学生操作一具遗体，目前的情况仅能达到维持教学的最低需求量，研究生神经解剖学、心血管解剖学等课程教学的使用量尤其紧张。近三年，医学部平均每年都能接收30多具捐献遗体，今年接收38具是最多的一年，但距离理想状态的每年接收80具遗体还很遥远。”张卫光说。

　　他的眼神和语调透露了内心的些许担忧。北大医学部的解剖学系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发展记载了藏玉洤、张培琳、许鹿希、马维义等名师的心血，但与当前形态学整体现状一样，教学以外的科研工作非常受限。“我们当前培养了老中青结合的人才梯队，但老师们要做相关的科研也难啊，首先要保证教学的使用。”他轻轻说，“近几年，我们承担了‘ 973 计划’、‘863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重点项目的研究，也算走在了全国多数高校的前面，这些科研毫无疑问，是大体老师和科研教学一线的老师共同完成的。所以无论教学还是科研，我们都必须感谢大体老师们的贡献。”

爱　责任　成长

　　“当坚信生命的希望不会因死亡而停止时，他们做出了最高尚的选择。生命的希望和力量传递到了我们身上。当未来某一天，生命被我们挽救，病人得以痊愈之时，那是他们的精神完成由死到生的循环，那是我们牢记了他们的教导，始终不放弃对生命的希望。”2009级临床专业的学生代表赵诚在追思会上这样说。

　　追思会，是医学部学生纪念大体老师的传统活动，作为医学部“爱·责任·成长”感恩教育系列活动的重要环节，已经开展了6年。其中基础医学院最有代表性：感恩教育活动有时会在医学大家的雕像前开展，有时学生们在校园内拉开横幅签名悼念已故的老师，有时写下寄托哀思的卡片，但在长青园扫墓和纪念墙悼念大体老师却是永恒的组成部分。“基础医学院的学生都必须要接触大体老师，因此他们对此都有感触，从最开始的被教育者到后来的主动参与者，得到的是无言的教育和人格的砥砺，实现的是内心认识的转变。”郭琦老师说。

　　时至今日，悼念活动都是由学院的学生党总支和团学联策划开展的，同学们一呼百应，很多已经进院开始临床实践的同学也会从医院赶回来纪念敬爱的人。我们必须相信，能够让一群陌生的人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悼念的人，必然是为国家、为社会、为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

　　北大医学部的老师们认为，教育从来不是生硬的，它应该是世上最柔软、最温情的东西，通过长期的滋润，真正触动人心最温暖又最坚毅的地方。无论悼念，抑或感恩，期许的都是以第一课堂和医学人文教育结合的方式实现全人教育，在医学生内心种下医者仁心的种子。作为医学部新的教育教改项目——以纪念大体老师为代表之一的感恩教育，关注的是以不同的教育方式，使学生学习知识，树立完善的人格，在大学期间更加懂得爱、责任，实现自身的成长，最终通过服务社会实现教育本身的价值。令人欣慰的是，通过纪念大体老师等感恩教育，老师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同学内心的触动，看到学风的优化，看到临床中同学们所表现出的责任意识，看到医学生们关注社会、改善民众医疗卫生的决心。

　　郭琦老师深情地说，大体老师是奉献精神的代表。通过神圣的仪式这个切入点，使学生感知大体老师奉献的可贵，懂得尊重解剖，学好医学基础知识，能够直面医学道路的艰辛，更要继承奉献他人、关注社会的精神和责任感。只要懂得爱和责任，你们都会成长为伟大的人。

光照人间

　　北大医学部发展的历史上有过一位耿直而有魄力的老院长——马旭。2011年7月8日，97岁的他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但并没有离开他生活、奋斗了60余载的校园——他成为了医学部第261位大体老师。在安放纪念盒的当天，夫人韩方群宣读了他在2010年8月24日做出的郑重声明：“为了我国医学事业和医学教学、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我决定无偿捐献遗体”。从胡传揆到马旭，许多医学、教育大家，把生死看得很淡然，但他们的生命却因这份淡然得到了延续，变得更加鲜活。

　　相比于他们，刚从北京护士学校毕业的毕士敏年轻了太多。她在风华正茂的年纪上查出腺泡状软组织肉瘤并扩散。2009年3月19日，她在遗体捐献协议上签了字，在与医学部的同学们一起到长青园扫墓的时候，她说：“我已经成人了，而且本也应该从事医学事业，但我不能为社会作出贡献了。我得到了国家的教育，医生们为我的治疗付出很多努力，我也被社会上许许多多的好心人帮助过。我希望能为这个社会留下点什么，对医学事业有一点贡献，作为回报吧。”2010年9月20日晚，23岁的她离开人世。根据生前意愿，次日凌晨她的遗体被送至医学部。

　　还有这样一家人令张卫光老师难忘。2011年5月，癌症夺走了一个19岁男孩的生命，孩子的父亲也同样被肿瘤折磨着。被困苦和悲伤折磨着的母亲坚持将孩子的遗体捐献给医学部，解剖学系的老师们被深深地感动着——这是一个坚强而伟大的母亲。学校主动帮助孩子的父亲联系了医院，进行了及时的治疗。老师们说，每一个大体老师的背后都有着动人的故事，我们不能遗忘，不能不感恩。

　　2006级临床医学专业的刘笑同学回顾三年前局部解剖课程的点滴时，依然记得那位大体老师的姓名、去世年龄和病因。大体老师的精神使她更深入地思考了生命的意义，她说：“存在有着远远高于生存的含义。无论是否活着，只要他对世界产生着影响，我们就可以认为他是存在的，而大体老师们是更有意义的存在，完成的是生命的延续。”2009级临床医学专业顾文多、基础医学专业夏妙然同学讲述心中的大体老师时说，他们是用自己的身体教给我们知识的无言良师，让我们能够为了生命的完整和更多人的健康服务。“谢谢你们对生命的勇气和坦然。”

　　 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大体老师纪念盒上写着一句话，也是师生们在谈到无言良师时经常的说起的：

　　“最初的诞生和最后的死亡一样，都是人生的必然；最初的晨曦和最后的晚霞一样，都会光照人间”。

（宣传部 刘璐）

编辑：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