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瑞骢

原北医校长曲绵域（左）、王德炳（中）与彭瑞骢合影

　　彭瑞骢教授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服从党的安排，在北医坚守岗位，从事医学教育工作，为北医的建设和发展奋斗拼搏了60余年。在这60余年的医学教育生涯里，他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更多的是奉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从这片晶莹剔透的痕迹里，人们看到了北大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看到了北大人钻研向上、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也看到了一个领导者的领导艺术。他紧扣时代脉搏，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使北医人在饱尝“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后，绝处逢生，从频于青黄不接的境况中走出低谷，促使中国医学教育事业不断出人才、出成果，自立于世界医学之林。

　　生于忧患 坚定信念 为人民服务

　　彭瑞骢，祖籍江苏苏州，清朝时家族曾是科甲鼎盛的望族，出过14位进士，31名举人。他1923年生于北京，时值祖国内忧外患之际。父亲于清末留学日本，学习农业与法律。受家庭影响，彭瑞骢努力读书。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大学民主与自由、讲求读书与科学救国的摇篮之中。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黎明前的黑暗里，他看到了光明，摒弃重庆，选择了延安，积极投身到了救亡运动的革命洪流中。1944年1月，经同学金英爱（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介绍，他毅然奔赴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当地学习一个月以后，经领导动员，他回到敌战区，长期潜伏，坚持地下斗争。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既要革命，也要做学问  1944年7月，彭瑞骢由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考入北京中和医院（即现在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做内科实习医生；不久，又转入唐山开滦煤矿医院。先后得到钟惠澜、朱宪彝等名家直接教导和严格训练，培养了他治学严谨、严肃、严格的学风，以及不知疲倦的工作作风。1946年，他回到北京大学医学院任公共卫生科助教、讲员。同年12月，北京大学医学院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教师支部，彭瑞骢任书记。当时，他在林宗扬、严镜清教授的领导下，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开展了部分北医宿舍学生斑疹伤寒的流行病学研究（鼠源型），还研读了一些关于中国乡村卫生建设的专著，以及定县、壁山县卫生实验区的报告。由此得到启发，结合医学院的特点，进行防病治病和卫生状况调查，以团结更多的师生参与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6月2日，他与同道方亮等商议，先从每人月工资中提出5%作为启动经费，在京西公主坟附近什坊院村的一个农场里，办起了什坊院保健院。每周四下午及星期日全天，由北医师生轮流来为附近农民义诊。1947年暑期、1948年寒假，方亮与彭瑞骢等先后带领三批同学在此防病治病和进行入户调查，了解农村卫生情况。据近二十个村庄、2000余户，约一万余农民的调查结果提示：这里是甲状腺肿的高发区，患疥疮等皮肤病的也不少，婴儿死亡率高得惊人；农民的生活十分贫苦，几口人过冬只有一床破棉被……这些都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学相长，在这革命与公共卫生专业结合的实践中，彭瑞骢更坚定了为大多数人服务的理念。

　　凭借他那受名师培育的温文尔雅又真诚严谨的学人品格，彭瑞骢广泛联系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北医教员党支部开始时仅有三名党员，随后迅速壮大，领导医学院师生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49年1月31日，他在北医的队伍中欢欣鼓舞地迎来了北平和平解放！同年2月，统一的中共北京大学医学院党支部建立了起来，彭瑞骢被选为解放后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后改任北京大学党总支组织部部长。1949年2月28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正式接管北京大学。5月4日，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由军管会任命胡传揆、严镜清两位教授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胡传揆为医学院院长；彭瑞骢为医学院秘书。从此，“彭秘书”成了北医方方面面的小当家。他对北医的创建历史和当时的基本情况，至今可以如数家珍地告诉你：

　　1912年10月26日，一批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医学家创办了国立医学专门学校，校址设在北京和平门外八角琉璃井胡同，标志着中国的医学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后改名国立北京医科大学校。1928年，并入北平大学，改称北平大学医学院。1946年，改称北京大学医学院。新中国诞生时，有医学、牙医学和药学3个系，1所附属医院，357名本科生、597名教职工，是一所正规高等医学院。1912-1949年的37年里，毕业学生1166名，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医药卫生人才，也为新中国医学教育和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但学校规模小，办学经费严重不足，设备陈旧简陋，培养人才速度太慢。凡此种种，与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很不适应。

　　时代赋予北医的历史任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北平改称北京，北京大学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直接领导。

　　1950年1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的请示，决定将北大医学院划归中央卫生部管辖。

　　1950年2月13日，在北医第一次师生员工大会上，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副部长贺诚，着重谈了北大医学院的任务和发展问题：“北大医学院在今天卫生事业的发展和首都学术界都有值得重视的重要地位。北医是中国的宝贵财产，是培养大量卫生干部的工厂。今后，北大医学院的建设方针是改造医学院和发展医学院。要努力提高学术水准，大力培养为人民服务的多种人才。据估计，当时全国需要47万名医生，而现实只有两万多名医生，需要培养大批卫生干部补缺。这是我们贯彻教育方针的改造重点。中国也需要研究人才，至少需要5000万人，但当前我们的改造重点应放在培养47万名医生上，而不是急于解决研究人才”；“发展医学教育的标准是解决人民的需要，为人民服务，不是为教育而教育。这样，教育才能发展，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卫生部愿意北医由卫生部领导，为此可以解决卫生事业的发展问题。”

　　1950年3月，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医学院建立党的总支部，由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直接领导。9月总支委改选，彭瑞骢当选为总支书记。

　　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根据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和教育部有关精神提出：“医学教育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医药卫生人才，进行学制改革，统一管理招生”，“高等医药院校实行统一招生与分配”。与此同时，中央还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四大方针。这些为医学院的改造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医学院脱离北京大学，独立建院，更名为北京医学院。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决定重点投资、发展高等教育，并选定西北郊，新建、扩建一批高等学校。北医被列为其中之一。经中央卫生部核定，第一期建造面积为45680平方米，当年投资750万元（新币）。1953年7月12日，卫生部李德全部长亲自参加奠基典礼，部分建筑当年竣工。从此，北医开始在卫生部管辖下独立建设、发展。

　　为了培育47万急需的卫生人员  按照卫生部的要求，北医要为新中国担起培养成千上万卫生人才的重任。当时的院长胡传揆是著名皮肤性病学家，副院长是留学德国后去解放区工作的细菌学家曲正，教务长是在解放区从事医学教育多年的马旭同志。而作为总支书记又任秘书的彭瑞骢，承担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角色，在党的领导和诸多教授、学者的指点、帮助下，为北医的建校和发展奔忙，显示了他的才能与无私的奉献精神。

　　要培养人才，首先要有好老师，要招收好学生。教育是关系到学生一辈子的大事。学生经过学校培养，毕业后能得到社会承认、接纳，那么报考这学校的好学生就会越来越多。这样，好老师-好学生-好人才-好成果-好老师，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没有大批有较高素质的人才，怎能建设北医、发展北医？曾经有一位海外归来的学人愿意到北医工作，可是就因为没有编制，彭瑞骢眼巴巴地看着他悻悻离去！于是，抓住北医转归卫生部管辖的时机，彭瑞骢等四处奔走，克服了许多困难，争取到了800个编制；国家并拨给一千多万斤小米买房子，为开展工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经多方面的努力和有识之士的推荐，吸引了一大批专家学者来北京医学院工作。1953年，原有七年制医学系的学生将进入第七年的学习和分配，彭瑞骢等就设法为他们开办了三期高级师资进修班，还吸收了部分外来学员，按医、药、卫生专业教师的要求，进行一年培训后大部分留校担任教师，或分配全国。又从应届毕业生中挑选优秀学生留校任教。1952年7月，全院教职工猛增至1382人，其中教授41人，副教授26人，讲师50人，助教211人。由此组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具有较高医学理论和专业技术水平、热心为新中国医学教育事业服务的师资队伍。每当回忆及此，彭瑞骢深情地说：“正是上述这批专家、教授和青年教师们，以及后勤、建筑、技术人员，为北京医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为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北医成立党委，彭瑞骢也想做副博士  为适应学校发展和党的建设需要，经批准，1954年11月27日北医成立党委。1955年4月，北医第一次党代会隆重举行。曲正同志为书记，彭瑞骢等任副书记。并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建立了党的领导小组，曲正为组长，成员有阎毅、马旭、彭瑞骢等，领导学校工作。1956年正式确立院党委对学校实行全面领导。1956年1月，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重申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明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4月，毛泽东同志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再次强调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双百方针”，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向科学进军。北医院党委积极贯彻中央知识分子会议精神，彭瑞骢与主管业务的院领导深入课堂、实验室、研究室，向专家学习，使自己多掌握一些专业知识，熟悉业务工作规律，为搞好管理创造条件。特别是当时中央领导鼓励作为管理的领导，有条件的也应攻读副博士学位，对此彭瑞骢情有独钟。他说：“回想自己刚从北医毕业后，就在钟惠澜教授指导下做临床医生。钟教授强调临床实践的重要，给我压担子，要我管十多个病人，并要求病床周转快，病人住院不到两个星期就得出院。遇到要抢救病人时，更忙得上下楼梯时还得拿着手摇机子数病人的血球！开夜车，结合病人实际情况进行学习，准备教学，是家常便饭。”彭瑞骢说：“从事医学教育而自己不了解医学是不行的，要真正了解医学，必须通过自己亲身实践，才能真正懂得哪些是重要的。药学系王序教授说得好，大学毕业、自己不做科研，就教大学是绝对不行的，也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因此，彭瑞骢决定选择一门专业系统学习。考虑到原来从事的公共卫生学必须经常到现场调查研究，自己身为医学院领导之一，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便选择了学习生化专业。通过听高级生化课、做生化实验等，积极学习专业知识，由此得到启示：作为领导，如不深入学习有关专业知识，那么，做管理工作就难以恰到好处。

　　中央知识分子会议精神激发了北医教研人员和青年学生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北医科研工作全面开展起来，特别是广大青年科技人员，纷纷制定红专规划和向副博士进军的努力方向，积极参加科研工作。为此，彭瑞骢等及时组织包括马文昭、臧玉诠、刘思职、林振纲、沈寯淇等教授在内的专家小组，对各科室的长远科研规划和1956年具体科研项目进行了审查，并特邀费尧道罗夫专家参加，最后确定了108个科研项目，作为全院1956年科研计划，上报卫生部。虽未全部落实，全院科研工作也大有进展。到1957年上半年，全院共完成论文130多篇，包括基础、临床、药学、卫生学等方面。如马文昭教授关于磷脂类可促进创伤愈合的报告；朱洪荫副教授八例拇指再造术的经验总结；张乐天教授关于针灸对牙髓炎的镇痛作用的报告；王序教授关于中药化学成分的研究，以及用中医方法治疗肾炎，大蒜疗法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研究，都获得好评；臧玉诠教授关于哺乳类小脑皮质异位的朴坎叶氏细胞及其发生学的意义的研究，还受到国际同行的好评。1954-1957年间，加强了基础理论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领导和管理；1956-1957年度，全院共招收本科生794人，比1949年增加了4倍，比1950年增加两倍多。1957年全院在校生3408人，比1949年的591人增加了4倍多；1957年毕业的学生561人，比1949年的97人增加了近4倍。1955年开始招收研究生，至1956年共招收研究生79人。1956年11月，中央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建议成立了以陈毅为主任的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集中大批优秀科学家编制了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卫生部据此制定了全国高等医学教育十二年规划，北医选派教师参加了这两个规划的制订工作。此后北医也组织部分专家制订了北医十二年发展远景规划。但是，由于后来频繁的政治运动，规划未能实现。

科学与哲学的思考  幡然悔悟和自新

　　遗憾的是，历史的曲折，使满腔热情建设北医的彭瑞骢一度跌入磨难的深渊。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彭瑞骢一时清醒、一时晕头转向。当他正要研究医学教育的特点和规律，探索如何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保证学校中心工作开展的奥秘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在磨难里深刻反思  1968年，“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医。同年9月8日，“北京医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开始了“斗、批、改”。彭瑞骢亲身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和磨难，受到了残酷的迫害。运动初期，他真诚地检查自己，从灵魂深处剖析自己，是否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可是斗争越来越升级，批斗内容愈来愈广，甚至涉及人身攻击，有时批斗次数一天达三次……为保持自己的精神面貌，他不间断地早起学习和锻炼，却被说成是向群众示威，他只得苦笑说：“同样一件事情，你所站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会完全不同。对人必须全面了解，正确分析。”在干校劳动时，他的特点是能吃苦耐劳。人们说他是“早出晚归，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的人”。更可贵的是，他身处逆境而能坚持学习和反思，保持清新的头脑和坚强的意志。在劳动和被批斗之余，他学习了大量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原著和鲁迅的文章。对自己，他不停地反思，进行自问自答，自我批判和改造。挨斗、挨批之余，在牛棚里的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反思；在干校劳动之余，他还是不停地学习和反思。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是科学与哲学的思考，使他明白了一些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如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扩大化，一大批知识分子、甚至青年学生，被错划了“右派”。这种不适当的政治干扰给事业发展带来深重的负面影响，而当时他作为北医的领导人员之一，未能顶住来自某些方面所谓的“北医抓不出右派”、“要在教授里抓大鲨鱼”的压力，造成刘思职、金宝善等教授被错划右派，对学校学科建设和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又如在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中也使一些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受到了批判，“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真话，明哲保身，但求无‘祸’的不正之风”，这些都值得深刻检查和反思。回顾历史，彭瑞骢看到了北医走过的是一条曲折的路，其间有坦途，也有荆棘丛生的崎岖小道；有成功，也有失败。更多的是正确中伴有失误，顺利时夹带着挫折。他在反思过程中不断吸取教训，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最痛心的是自己在理论思维上出了偏差，只“唯书”、只“唯上”，而不“唯实”！寻根溯源，关键在于自己能否按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善于观察，调查研究，勤于思考与分析，既要敢于领导，又要谨慎决策。要做到这一点，就得下功夫学习，学理论、学哲学。回想他在中和医院任内科实习大夫时，冯传汉已是那里的主治大夫，后为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骨科教授。冯教授为人热情，对专业的钻研精神和对政治工作的关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9年，于光远同志要彭瑞骢组织北医人写一些医学与哲学的文章，他就约了冯传汉、李天霖、杜水伯共同讨论了预防为主的哲学思想，其后以冯天水为笔名发表于北医学报。由此，他体会到冯教授勤于思考，视野很广，对医学的发展及中国卫生工作的特点了解很深，分析水平很高，是他学习的榜样，促使他学习理论和哲学，理论联系实际，勤于思考，想深、想远、想透。这是他在北医历经十年磨难，最后一个走出牛棚的主要收获！

　　拨乱反正 机遇青睐有准备的人

　　1977年，正当中国政界、思想界极“左”思潮阴霾未散之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复出。197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创刊第一期刊出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应是文化、技术、生产力的革命。这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中，彭瑞骢积极参与，并把自己和北医人引上了“唯实”的正确道路！

　　拨乱反正，返知识分子以本来面目  面对国家干疮百孔、百业待兴的局面，邓小平同志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教育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指出：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主要靠科学技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4月，彭瑞骢作为北医院党委副书记参加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彻底否定了“四人帮”的“两个估计”，再次肯定了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他回到学校传达了会议精神，为北医广大知识分子摘去了“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并积极投入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只要是他参与领导或做过的错事，不论自己是否担任了“主角”，一律不予推诿，逐一认错改正，赔礼道歉。彭瑞骢责己以严，待人以宽，他以亲身受过磨难的人的真情实意，向一个又一个蒙冤的人道歉，安抚他们心中的创伤。他能豁达大度地对待曾在运动中错误地对他进行攻击诽谤的人，令人折服；更能以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气魄，心怀坦荡，有错即改。对1957年错误的政治路线造成的冤、假、错案，都一一妥善处理，予以平反。这一切，都为北医的复兴和再度辉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接着，通过评定技术职称，晋升教授30名，副教授60名，讲师、工程师、助理研究员等684名，使知识分子的学术业务水平和从事专业工作的能力，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承认，极大地鼓舞知识分子发挥专长，提高了教学、科研和医疗质量。

　　三年调整、整顿，迎来建设北京医科大学新时期  经过1977-1980年三年的调整、整顿，1980年9月，召开中国共产党北京医学院第六次代表大会，彭瑞骢同志代表党委做了工作报告。报告中，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对北医的严重破坏，肯定了调整、整顿所取得的成绩；根据中央对重点高等学校的要求，明确提出了北医的发展方向是：稳定办学规模，以提高为重点，把学校建设成为教学中心、科研中心和医疗中心，把北医建成我国医学教育最高学府。在八十年代，努力使大学生的质量尽快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尽快培养出相当数量的硕士生、博士生和专科医生。报告强调，要发挥北医基础医学学科较强的优势，提高临床实验研究和预防医学的水平；加强社会医学、卫生管理学、医学教育和医学辩证法等学科的研究；对临床教学、临床实验研究，以及正确处理医、教、研的关系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等问题，提出了要求。大会选举了新一届党委成员，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彭瑞骢为党委书记。这次党代会标志着北医拨乱反正结束，迎来了建设现代化的北京医科大学新时期的开始！

　　领导与决策的奥秘

　　1980年的彭瑞骢，经历了文革前17年参与北医党政领导办学，又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历史时期中，学习了大量的理论和哲学书籍，经过磨炼和反思，在用中国传统文化“辩证”审视过去的同时，又锲而不舍、学而不倦地注视着世界医学科学发展的动向，始终触摸着时代与科学发展的脉搏，以科学与哲学的视角，思考着如何规划未来，推进北医的复兴。

　　把握发展方向，按照医、教、研特殊规律办事  作为对北医进行全面领导的党委书记，彭瑞骢强调：“作为学校的主要领导，党委书记的职责是要带领学校把握发展的方向，按照医学院校医、教、研特殊的规律办事。凡是涉及到学校发展的重大决策，都要进行论证和集体讨论；主要抓自身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为学校医、教、研的中心工作提供保证；要认真做好组织工作，为医学教育事业培养干部和后备人才。要能总揽全局，包括政治、经济、环境和单位情况，还要知人知己，知人善任，才能决胜千里之外。特别是要在竞争、发展中取胜，必须要有设计思路，既要回顾过去阻碍前进的是什么，又要考虑切入点是否正确、能否持续发展。要以思路取胜，决策对了，不走冤枉路，发展就快！”他还有趣地把学校的整体工作比作一盘棋，他说：“一个好棋手，每走一步棋，都会想到第二步、第三步。棋逢高手，常能预见最终的棋局。工作和下棋一样，不能只看眼前，要有中长期规划。如下围棋，从一开始，布局就要全面、准确、周到。否则，一子不慎，满盘皆输。围棋中的哲理很深，每子之间都相互牵连，关系密切，如同我们的医、教、研。”正是在他这种思想指导下，全面规划和建设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争创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医科大学的宏伟蓝图在他心中形成。他并从“文化大革命”前有关四个现代化建设规划的“科研十年赶超规划”中吸取经验，明确了学科建设的方向，分别予以落实和支持。立足国内，走向世界，迎来北医科学的春天  彭瑞骢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他强调：要全面考虑，提高医、教、研、人才队伍以及实验室的质量水平，立足国内，走向世界，而决不能满足于国内领先地位。为此，首先要派遣教师出国进修学习，使他们先得到提高。经党委决定、院务委员会多次讨论，立足全院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教研室的建设和梯队培养，大刀阔斧地选拔大批业务人员出国进修。至1991年，先后公费派出1000多人次分赴美、英、法、德、日、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瑞士、比利时、挪威、丹麦、荷兰等国以及香港地区学习进修。进修的专业包括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肿瘤的生化、免疫和病理，生理学、药理学、免疫学、毒理学、环境保护学、药物化学、内科心血管学、儿科学、妇产科学、血管科学、肾病学、口腔医学、流行病学、卫生学、卫生统计学、卫生管理学及德语、英语、医学教育管理等近60个学科。对出国人员的基本要求是：主要了解本学科的现状、发展趋势、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和实验操作方法。临床科室人员进修的重点是临床实验室研究的先进技术方法和诊疗技术。对照国内外的差距和发展趋势，对出国人员还须知人善用；对有些学科，如心血管外科，须跨系、跨医院组建配套团队，出国学习完整的成套技术。对个别出国人员如当时生化教研室的学科带头人、教研室主任张迺蘅来说，则还需有一些特殊要求。当时，彭瑞骢看到，国外分子生物学发展很快，而且张迺蘅联系到了去美国康奈尔大学吴瑞教授处访问、学习的机会，他就给张教授提出了一个特殊的任务，要她学成回到学校，帮助推动一下医学科学研究的发展，对其他领域——如临床学科——帮助开展分子生物学的学习和研究。果然，张迺蘅学成回国后，如约承担起了这项“播种”的任务，回到学校就建立起了分子生物学研究室，并能放弃某些个人得失，接收北大医院吴希如、姚秀岚和北医三院曲绵域等教授的研究生前来学习，直到他们能独立研究或自己建立中心实验室。绝大多数出国进修人员都不负众望，学成回国后，发挥专长，对学校的学科建设、师资队伍的培养，以及医疗改革和教学、科研、医疗质量的提高，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作为学校的主要领导人，他还抓住一切机会，注重管理人才的培养，如他在国际交流中，争取到了美国凯洛格基金会一个历时三年的国际卫生项目，派出王德炳等三人加入这一由18个国家29名成员组成的国际卫生领域领导层开发项目，日后这些项目的参与者均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医学教育与卫生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学校还派遣部分中老年专家到国外作短期考察访问，邀请国外专家来院兼职、讲学或任名誉教授、客座教授和学术顾问等。据不完全统计，至1991年底，来校讲学的外国及台、港地区专家达4700多人次……同时他抓住1977年北医重新归属卫生部领导的机遇，争取到了700个科研编制，为北医迎接科学春天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呼唤学习医学哲学、研究医学发展规律  彭瑞骢认为，一个单位或部门的领导，执政能力的高下，在于他（或她）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遇到问题时，首先要看是不是常规性问题。一般人，都是应该会处理常规性问题的；若非常规性问题，就得看是哪个层次应该处理的问题，又为什么要提到你的面前。是干部对此问题不熟悉、有顾虑？还是属于制度问题、规章问题？或是新问题？作为领导，必须予以调查研究，深入分析，找到问题所在，才能考虑如何去解决问题。在改革与发展的新形势下，对北医来说，首先要组织医、教、研各科的学术带头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提高理论思维的能力，才能遵循一般学校教育和医、教、研各自的客观规律性，做好学术上的“领头羊”。对自然辩证法素有研究的彭瑞骢深知：“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因此，加强医学哲学问题的研究，提高医学生、医务工作者理论思维的水平，对于加速我国医学科学现代化有着一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于是他首先组织和发动北医各医院、各学科的带头人，共同学习医学哲学、研究医学发展规律，提高理论思维能力。这一举措，受到北医乃至协和医学院的老教授们拥护。彭瑞骢也每次参加学习和讨论，从中得益匪浅。如早在1980年，冯传汉教授就提到：“一个学校要知名靠什么？主要靠一批国际上有地位的知名教授（冯教授形象地把他们称作桥牌中的王牌）和有关学科建设，这需要一个较长时期才能做到。但是，当前就必须努力去做，这样，在本世纪末，北医才有希望 成为世界著名学校。培养中青年一代是当务之急，我们这一代人应考虑的是促使学科走向世界，支持中青年上去，不要考虑自己个人出多少成果，有多大名气，要关心的是学科集体。”而且，冯教授提出：学校教育要着眼于学生的一辈子，帮助其树立良好的思想作风，独立思考的能力……其他“王牌”教授，如北医著名的“三王”（即北大医院内科教授王叔咸、基础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王志均、药学院药化教授王序）在学习和讨论中也常会提出一些有利于办学的指导思想，成为彭瑞骢心目中学习医学辩证法、研究医学教育、推动北医医学科学发展的亲密战友和“关键人物集体”的重要成员。

　　理论联系实际，明辨是非，阔步前进的范例  1979年12月，由彭瑞骢等主持，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医学辩证法讲习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积极学习医学辩证法的医学科学工作者们，联系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从理论上分析和论证了我国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同时发展的必要性，并为卫生部采纳。既纠正了1958年北医曾在组织西医学习中医的“抛纲”中，不切实际地提出的所谓“迅速地做到中西医合流”规划的错误，以及在具体工作上要求过高、过急的缺点，同时批驳了社会上一股所谓“活学活用”式的简单化的“创新医学派”的思潮，使医学科学工作者走向系统探讨对医学具有指导作用的医学中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学习和研究。

　　适应卫生改革与发展的需要，积极建设卫生管理学科  为提高与加强卫生行政部门与卫生单位的科学管理水平，彭瑞骢积极按照卫生部的决定，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北医筹建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现为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经过三年建设，该中心已设置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卫生经济、健康教育、医院管理、工业卫生管理、人口与卫生法学等6个教学、研究室，教职员近40人，并在国内外聘有兼职、客座教授10余人。在教学方面，具备了从事卫生管理专业大专、本科、硕士学位研究等多层次学历教育，不同层次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等专业在职干部培训的能力。培训中心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是师资队伍的建设，彭瑞骢对此十分重视，坚持走理论与实践、国内培养与派出国进修相结合的道路，为培训中心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彭瑞骢教授不仅领导了这个中心的建设，并且身体力行亲自参与其中，他虽身负繁重的学校党政领导工作，但还专门抽出时间为卫生管理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讲授卫生管理学的绪论、卫生政策等课程。他积极支持举办卫生事业管理专业骨干师资班，并在举办骨干师资班的基础上，作为主编组织编写出版了《中国卫生事业管理学》，这本书被行政主管部门推荐为卫生管理专业的教材和卫生管理干部的主要参考书，一直沿用至今。 

　　重要的是调整结构和建立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  彭瑞骢认为，顺应科学发展的规律，考虑长远规划的设计和进程，要着重调整体制结构与建立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紧抓培养青年医学科学工作者，才能达到持续发展的目的。而对北医改革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还需要从有关学科的现状、科室及有关人员的观念上去分析，从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去考虑解决问题：

　　如对北医占优势的重点研究所和科室：如北大医院的泌尿外科、人民医院的血液研究所等，必须给予必要的支持。

　　对一些有待壮大的科室，则鼓励跳跃式的发展。如原来北医的心脏内科比较落后，彭瑞骢就一再鼓励这个学科的人员，从1980年代就以开展冠心病的冠脉造影、支架治疗及心血管分子生物学等为目标，努力奋进，以求在发展中取胜。由此，伴随学科的发展，中年学科带头人也成长起来了。

　　对有些问题，要特殊情况，特殊办理，但原则上是医、教、研统筹兼顾，把价值观统一起来：

　　如著名儿童青少年卫生学家叶恭绍教授一心想创建一个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不料，有人给她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说：“这个，你这辈子是看不见的了！” 但叶恭绍教授执著地追求，有事就找彭瑞骢商量。在万里同志的支持下，1982年，她终于看到了这个研究所的成立。特别是彭瑞骢提出办所的指导思想“鱼头鱼尾很重要，要往两头伸”，拓宽了叶恭绍和她的继承人叶广俊等儿少卫生研究所同志们的思路，在实施工作计划中，不但抓住了卫生防疫站对学校卫生的监督工作，还抓住了培养研究生以及幼儿园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更牢牢地记住了配合教育部门，充分发挥各学校为学生保健服务的第一线人物——校医的作用，使儿童青少年的卫生研究工作得到顺利开展。

　　又如龙振洲教授想尽快建立和发展免疫学科，做了许多准备工作，想一下子招收8个研究生，一时间议论纷纷，难以解决。为此彭瑞骢采用“短路”的办法，即由学校承担这8个编制，支持了免疫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为鼓励广大医、教、研人员攀登医学科学高峰的积极性，设立了“桃李奖”、“名医奖”、“伯乐奖”等等。

　　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过渡时期，在医学领域中，精神卫生和口腔医学学科都欠发展，在我国也不例外。要缩短这两个学科与国际上的差距，最好的办法是加强国际的交流与合作。彭瑞骢清楚地知道，我国口腔卫生落后得惊人，每十万人中竟然没有一个合格的口腔医生。19世纪70年代，北医医疗队在云南边区巡回医疗时，发现那里的老百姓迫切需要治牙、镶牙，医疗队医生的专业治疗使他们终得以如愿以偿。老百姓激动地说：“我们年轻时是有牙没饭吃，解放后，是有饭吃可没了牙。今天，北京的摩雅（医生）来了，我们有饭又有牙吃饭了！”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北医口腔医学在医、教、研方面均有长足发展。

　　1979年，彭瑞骢与世界卫生组织卫生处处长N.SATORIUS进行会谈，并得到其大力支持。随后，北医举办了一系列精神卫生研讨会，并开展合作项目，不断缩短该学科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彭瑞骢还担任《中国心理卫生》这一跨学科精神卫生杂志主编，每期他都亲自主持终审会议。与会专家心悦诚服地说：“他所提的审议意见，往往与有关专业终审人意见一致。”《中国心理卫生》之所以越办越好，与主持人彭瑞骢的博学多才是分不开的。

　　抓住机遇，开辟中美合作公共卫生研究合作基地  1990年6月，我国派出以彭瑞骢为首的专家组出访美国。同行的有著名妇产科专家严仁英，统计学家李天霖，流行病学家何观清、钱宇平，政府官员秦新华，以及当时在美国进修的一些专家。按照美国合作项目谈判惯例，彭瑞骢担任中方合作项目董事长，带着董事会成员与美方谈判。这个中美合作项目是一个大型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项目，是我国建国以来在公共卫生领域承担的重大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之一。这个项目的提出，源于1982年北大医院严仁英和左启华教授在国内率先开展的儿童智力低下方面的研究。当时准备在北京市西城区进行一项0-6岁儿童智力低下研究的课题。她们希望有流行病学相关专业人员参与，共同拟订设计方案，深入研究先天畸形和围产保健，为提高我国出生人口质量提供必要保障。当时，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北京市顺义县进行围产保健高危管理合作研究项目。1983年，从围产保健监测结果中发现，围产儿童死亡原因中有1／3是神经管畸形，该结果在1983年5月北京召开的“欧洲中国围产保健监测研讨会”上报告后，引起大家的高度关注。当时，这种出生缺陷在美国发病较少，而在我国北方的某些省市却是高发。因此，世界卫生组织有意与中国合作开展新生儿出生缺陷监测研究工作。于是彭瑞骢与北医流行病教研室主任连志浩研究决定，先派连志浩的研究生参与工作。1986、1987年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有意与我国谈判，开展此项合作，彭瑞骢应邀亲自带着一行人员到美国与CDC主任等洽谈和讨论合作方案。几经周折，彭瑞骢于1990年再次为此项目带专家组出访美国，与美国专家就项目中的医学伦理、母婴保健、流行病学、统计学等方面的合作问题进行充分的探讨，并将合作计划方案大体确定下来。中国项目，不仅包括流行病学研究还包括临床、实验室和其他医学、社会学的研究。随北方地区的工作摸索积累了经验，又把研究现场扩大到与发达国家十分相近的南方江浙一带，使这项课题拥有了更宽泛的运用意义。目前，南方地区的结论得到认可，已被世界上发达国家广泛采用。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包括南、北方在内的研究现场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公共卫生和临床、实验研究的国际科学研究基地，具备了使科研项目持久、深入开展的可能性。这个基地的建立，在神经管畸形研究之后，又带动了第二个合作项目——先天性心脏病的研究。

　　博学多能 传播世界医学科学新潮流 独领风骚

　　在北医，彭瑞骢是个有名的勤奋自学、博览群书，博学多能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医学院出色的领导者和决策者，也是一个学富五车、足智多谋的大学问家。他掌握英、日等国文字，可随时阅览国内外学术专著，进行广泛交流。尽管公务繁忙，在公余他仍手不离卷，坚持不断地跟踪国外著名医学学术文献，了解世界医学科学发展动向。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他强调将客观规律和医学院校医、教、研的特点相结合，以敏锐的观察力和超前意识，促使北医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尽快与国际接轨，而且，在医学科学学术领域，也有他的独特建树。

　　首先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传播到中国  上世纪80年代，是彭瑞骢第一个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概念传播到了中国，指导卫生改革与发展。他说：“1946年通过的世界卫生组织宪章开头便写道：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满概念，而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人们一再强调生物科学对于医学的决定性意义，并且创用了‘生物医学(Biomedicine)’这个术语。生物医学模式便成为进展迅速的现代医学的标志和核心”。然而，他强调：“我们不能不看到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它的框架，没有给病患(Illness)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面留下余地”，“1977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和内科学教授恩格尔(G·Lengel)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需要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的挑战》，在理论上对此作了更明确的、扼要的论述。”彭瑞骢运用他渊博的学识，为我们阐明了有关的概念和理论，并积极支持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研究和应用。他指出：“生物医学模式是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近百余年以来，一系列重大科学进展的辉煌成果。众所周知，从医学本身的发展和医疗保健的客观社会需要来说，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传染病、寄生虫病、营养缺乏病已经不再是威胁人们的主要疾病，它们在“疾病谱”和“死因谱”中所处的地位显然已不重要，取而代之，与心理性、社会性因素有关的疾病显著增高。以目前死因谱头三位的心血管病、恶性肿瘤和脑血管病来说，都包含有心理紧张、吸烟、环境污染等心理社会因素在内。至于公害病、交通事故、自杀、吸毒、酗酒、饮食过度，因犯罪率升高、“家庭瓦解”以及其他种种心理社会原因引起的心因性疾病的广泛发生，则更主要来自心理社会因素。因此，彭瑞骢强调：“从整体来说，必须把生物医学模式转变发展成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从生物、心理和社会学三个方面，而不能从生物学一个方面来研究人类的健康与疾病，以及社会的医疗保健措施”。他强调：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这种现代医学的构成，对于改革医学教育的课程设置，改变医务人员和医学生的知识结构，促使医学联系社会实际，促进卫生管理、卫生法学和卫生经济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后，北医心理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业管理、医院管理、健康教育、卫生法学等教研室的建立以及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部的设置，都体现了彭瑞骢等北医人积极的理论思维，促进了医学相关学科的发展。现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己在人们心里扎根，而且愈来愈广泛地应用于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改革，对提高医疗质量和加速临床医务人员的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指出：预防医学与初级卫生保健的发展，促使医学更多地重视保护与促进健康；由于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科学技术、信息技术、疾病谱、人口谱的变化和医疗保健任务的变化，要求教师从向学生传授知识为主转到以培养能力为主的途径上来，并向教师提出了更新知识，迅速掌握先进技术，在较短时间内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高质量人才，拿出具有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的要求。他强调：培养学生要有思路，老师要做科研，要着眼于实践，要有创新精神，才能出成果。学校科研成果突出，就说明这学校水平高，学生才能不断脱颖而出。

　　迎接挑战，积极参与“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活动  新中国的卫生建设始终坚持了面向大多数人的方针，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取得了显著成绩，这已为国际所公认。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村之间在社会与经济发展方面拉开了距离，一度缩小了的差距又有扩大的趋势。这个差距，在健康水平和享有卫生保健方面也十分突出。在卫生建设方面如何做到公正，防止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同样，这一问题也始终困扰着国际社会，并带来了挑战与机遇。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大力推行1978年阿拉木图会议所通过的“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宣言，以解决全球存在的“卫生有”与“卫生无”的这种不公正的状况。1982年起，彭瑞骢多次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与国内合作举办的“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规划研讨班和有关活动：1985年，他随陈敏章部长参加在前南斯拉夫召开的有关“人人享有卫生保健领导层开发”的研讨会；还参加了1986年在印度召开的有关领导开发的“智力资源”研讨会；1986年在日本召开的医学教育调整方向（面向初级卫生保健）的研讨会；1987年在日本召开的技术转移（最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研讨会；1988年在苏联旱加召开的阿拉木图宣言十年总结；以及1988年在日内瓦40届世界卫生大会召开之时的专家讨论会——加强对初级卫生保健的领导。彭瑞骢根据这些会议精神，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为在我国推行初级卫生保健做了大量工作。如受卫生部的委托，1986年，在北医成功举办了“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领导干部研讨会”。与会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介绍了泰国和南斯拉夫的经验；到会的有北京、黑龙江、山东、湖北、安徽、江苏等六个省市政府负责人（副省长或秘书长），各省的医学院院长、公共卫生学教授、省卫生厅厅长、医政处处长、省卫生防疫站站长、县长、县卫生局局长、县医院院长、县卫生防疫站站长等。通过五天紧张的讨论，既使与会者提高了对初级卫生保健的认识，又及时吸取了国际上加强领导的经验，提出了实施方案，成为在我国推动与实施初级卫生保健的一个里程碑。

　　坚持理论思维指导实践，创建医学辩证法新学科  70年代末，为倡导以马克思主义哲思想指导医学科学的发展，他在北医政治理论教研室建立了自然辩证法教学组，并亲自给研究生开课。1979年6月，吸收了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第一线工作的几十位专家教授、教师和哲学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成立全校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组，推动了北医自然辩证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同时把它应用于指导教学与科学研究实践。1984年，彭瑞骢主编的《医学辩证法》出版，他在绪论中写道：“医学辩证法是在总体上研究医学科学，在总结医学科学成就，探讨生命活动和疾病过程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研究医学科学中的思维方式问题，以及防治疾病、促进健康和医学科学研究中的方法问题”，“医学辩证法是自然辩证法的分支学科，与自然辩证法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它用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医学的发展规律和医学工作者的理论思维。”1986年，这本书已被卫生部确定为医学生选修课的推荐教材。

　　强调卫生改革与发展总体思路，提出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论点  80年代中期，吸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彭瑞骢特别注意到了卫生改革与发展总体思路的研究，积极参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活动和研讨。他曾参与并组织过多次有关卫生改革与发展的研讨会，发表过不少篇有关卫生事业发展战略问题的文章。90年代初，他参加了卫生部卫生改革与发展纲要的起草组。1995年后，他积极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起草提出建议。近些年来，他多次参与医疗服务体制改革的讨论，并参与有关的课题研究。他既能从国内外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又能联系中国实际，从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全方位、多角度地考虑和研究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思路。他的那些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特点的论述深得人心。

　　积极参与医学目的的讨论，提出关于“医学目的”的精辟论述 “医学危机”在各国的出现，引发了十年来国际医学哲学界提出的“医学目的”的再讨论。如美国的哈斯汀中心(Hasting Center)就是倡议讨论“医学的目的”者之一。彭瑞骢多次参与并在国内组织这样的讨论。为此，他或在北京医科大学开课讲述，或组织校内外医学哲学界讨论，自己更勤于笔耕，撰写了多篇文章。概括起来，通过“医学目的”的讨论，他认为应明确如下三个问题：

　　1．把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基础医学作为医学整体，绝不能把医学当成仅仅是临床医学；把医学与公共卫生结合在一起，弥合两者的分裂，选择疾病防治与促进健康的突破口，提高效率与效益。

　　2．把治疗(Cure)与照料(Care)放到同等重要位置，特别是对慢性病的照料常常比治疗更为重要。改变目前不加区别地追求“根治”的情况。

　　3．避免早死，提高生命质量，帮助人们实现安详地死去。这也是对医学目的认识的一个突破、修正与发展。

　　彭瑞骢有关把公共卫生整合到医学目的中的论文，己被美国哈斯汀中心收到了“医学目的”的专著中。在我国，医学目的这一讨论是继彭瑞骢引起“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的讨论后的又一次重要讨论，且更具有全局性、前展性、战略性，预计会起到深远的影响。

　　“人到世界上走一遭，一定要留点痕迹”

　　60多年来，彭瑞骢在北医学习、成长，长期参与党政领导工作，又兼公共卫生与医学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那谦虚谨慎、勤奋好学、又红又专、纯朴憨厚的学者风范，吸引着众多青年学子向他学习。他那远见卓识的论述，更显示了一个成熟的医学哲学思想工作者独具的魅力：坚持理论思维，把握时代特征，从实际出发，善于总结过去向前看，预言卫生事业发展的前景。正是他这种魅力，吸引着国内外学者和高层领导对他尊敬、信任而委以重任。他从1949年2月建立北京大学医学院党支部，任第一任支部书记起，到1998年离休，为北医的建设和发展辛勤工作了半个多世纪。他曾任中国农村卫生协会副会长、国际农村医学与农村卫生学会理事、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顾问、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及教科文医药卫生委员会委员，7次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临时顾问、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主任，现在还任卫生部政策与管理专家委员会顾问等。

　　“人到世界上来走一遭，一定要留点痕迹。”这是彭瑞骢自己的名言。他在60多年的奋斗拼搏中，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忠贞不渝，坚定不移，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执着追求。无论在创建国家重点医学院校，兴教育才，还是在医学思想、理论研究和促进卫生改革和发展等方面，都有独特的建树。他在中国医学学术思想和理论发展史以及医学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早在1994年，他就认为：“医学生要有人文学科的哺育，医学要开展跨学科的研究。世界上知名的综合大学都有医学院”，“大学需要医学院，医学院需要大学。”他积极支持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强强联合。经过八年的研究和磋商，2000年，跨入新世纪的第一年，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强强联合，组建新的北京大学，从此形成了文理医并重、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2004年12月21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欢欢喜喜迎新年”师生联欢晚会上，百人大合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行列里，一个北医人最熟悉的面孔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容光焕发，和青年人一起高声歌唱。是他，在70年前，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参加革命，毕业后作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医学院第一个教员支部书记，开始了他团结北医人，建设和发展北医，执着奋斗60余年的彭瑞骢，此时此刻，他似乎回到了当年刚到北大学医、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

　　现在，年逾八旬的彭瑞骢，作为北京大学的一员，更密切地关注着祖国的繁荣富强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关注着母校北京大学的建设与发展！

　　（作者：朱锡莹  陈育德）

（2005年5月 5日   朱锡莹第6稿）

　　（2011年4月27日  陈育德第7稿）

编辑：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