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病理楼办公室的门，笔者见到了耄耋之年的吴秉铨教授。他清瘦健谈，思维敏捷，神采奕奕，一派儒雅睿智的学者气度；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但是他的声音和神态时时在空气中播撒着活力和热情。

　　 敏而好学  结缘北医

　　 吴秉铨生于1930年1月4日，祖籍浙江，生长于天津。从中小学时代起，吴秉铨就是一名好学的学生，成绩优异。他启蒙于南开小学，只读了两年七七事变便爆发了，在一次日本飞机的轰炸后，学校不复存在。他又考入了天津最好的耀华中小学，在这里，他最初接触到了设备完善的生物实验室。他非常喜欢古汉语和外语，他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学英文，除上课之外，还去夜校强化英语学习，打下了深厚的外语基础，在中学时就参加英语的戏剧表演，到了大学，英语是免修的。

　　 年幼便经历了动荡和战争，吴秉铨树立了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的理想。回忆起旧时光，他说，他的弟弟们有的投身航天，有的研究化工，但他并不求为国家和时代作出兄弟们那样的贡献，他希望自己成为一名救人的人。因此，中学毕业后他报考了震旦大学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前身）。他扎扎实实地学习医学基础知识，认认真真地学习法语——震旦大学医学院原是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有深厚的法语传统——他几乎包揽了所有法语考试的第一名。两年后的1948年，一个消息从北方传来——北京要解放了！他向往北方的家，向往社会变革，毅然放弃了在上海的学业，排除困难，重新考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现医学部前身），进入医学系。

　　 吴教授激动地说：“我1949年报到的第一堂课就在天安门，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国大典上，我们北京大学的学生打着大旗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晚上还提灯游行庆祝——这是我一生中印象很深的一件事！”

　　 那时候包括医学系（前期课程）在内北大的学生都住在沙滩（现五四大街），在红楼和理学院上课，红楼后面的民主广场是他们常常活动的地方。医学系的学生入学两年，便转入在西什库的医学院上课。吴秉铨1955年毕业后进入病理系，继续了４年的研究生生活，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北医，一路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走过来，从事病理学研究50余年，前20年致力于诊断病理学和实验肿瘤学，后30年从事癌转移生物学和分子病理学，共发表论文200余篇，主编专著7本，参编6本，主译两本专著，成果累累，桃李满园。

　　 吴秉铨教授在震旦大学的熏陶下，一直非常想到国外去看看，尤其是法国。1964年，他在学校的举荐下，通过层层考查，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第一批公派去西方发达国家学技术的一员，他的这个愿望差点实现了——他甚至已经在上海外语学院，参加了为期两年的全封闭法语培训，等待启程的命令。但就在这个时候，文革爆发了。政治形势的突变使出国学习的计划被迫搁浅，吴秉铨回到北京医学院（现医学部前身，1952年脱离北京大学后更名）继续任教。正常的教学秩序已经被打乱，但外国留学生教育却没有停止，吴教授全面负责组织留学生的四年医学教学工作。有来自日本、柬埔寨、老挝、美国、澳洲和欧洲的青年学生，和他们学习生活在一起，不同文化背景交流，别有情趣。还曾应柬埔寨学生邀请出席了西哈努克亲王与宾努首相的家宴，共度中国年——春节。

　　 1972年以来，学校百废待举，吴秉铨担任了病理学教研室主任，当时便把加强病理学科建设提上了议程。他担任病理学系主任长达26年，直至1998年正式退休，他用26年的辛勤耕耘使北医病理学系得到飞速的成长与发展。其间，他历任基础医学院院长，北京医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委员会副主席，两届国家教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基础医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召集人之一，中华医学会北京病理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病理分会副主任委员，国际病理学会(IAP)执委和中国部主席，亚洲、太平洋地区病理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主席（APASP）；曾代表国家教委参与全国卫生工作规划的制定等工作，曾兼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肿瘤研究所、天津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的兼职或客座教授。曾任中华病理学杂志主编，中华医学杂志、中华肿瘤学杂志、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诊断病理学杂志、实用肿瘤学杂志等编委或顾问。Acta Pathologica, Microbiologica et Immunologica Scandinavica杂志（丹麦）、Pathology International(日本)国际编委，Human  Pathology杂志（美国）、Journal of Experimental &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杂志(意大利)亚洲区编委等职。至今，他仍坚持每天来到病理学系工作，从来没有松懈过。

　　 目标敏锐  科学创新就是把需要变为可能

　　 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了。他在学校的推荐下，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组织的考试，取得了全国只有两个病理名额的公派出国机会。1980年1月5日吴秉铨教授赴美，在美国国家卫生科学院（NIH）癌研究所（NCI）任访问学者。在这9个月中，他在实验室工作，并被加州Loma Linda大学医学中心病理学系聘为客座教授。能够在异国为学生讲课，是一件让他感到激动的事。

　　 吴秉铨教授说，刚到美国时，医教研的差距令他惊讶不已。国际组织的支持经费相对较多，但他生活节俭，把经费尽量用于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上，9个月中他共上下飞机24次，参加了各种与病理相关的学术会议。他说：“我出国学习的目的非常明确，我不想长期在美国，我想回来建设我们的病理学系。所以我就尽量多看，寻找我们所需要的，紧盯国际前沿的思想和技术，把我们需要又有可能实现的带回来。”

　　 是的，吴秉铨教授以敏锐的科学观察力捕捉到了初生的病理生物学。回国后，他为这一初生的学科赋予了汉语的名字，在国内开创了先河。病理生物学与原病理学以解剖学为基础不同，而是综合细胞生物学、免疫学、遗传学等相关学科，为病理学确立了更为宽广的研究基础，从整体、细胞、分子三个层面阐释疾病，适应新时代对学科发展和科学进步的要求。他大力推广病理生物学的理念。1982年和1984年两次邀请哥伦比亚大学病理学系教授们在北医举办系统化的病理生物学讲座，把病理学的基本的病理过程以生物学角度加以阐述和论证。全国各大医学院校副教授以上的学者云集北医，中国第一次遍洒下病理生物学的种子。同时，哥伦比亚大学D.W.King教授专著《病理生物学》面世了，吴秉铨教授和他两位同事昼夜工作，科研授课以外的时间全部用来加紧翻译，很快第一部中文版的病理生物学著作诞生了，1984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我们北医应该发挥的作用，但引进来的新学术思想不能只扩大概念，要扎扎实实地落实到行动啊。”吴秉铨教授说。他和同道们大力进行了学科建设，建立了一系列的实验室，深入亚细胞水平建立了超微病理实验室，免疫学、癌细胞、免疫缺陷动物等一系列实验室，正式建立了中国自己的病理生物学研究基地。

　　 说到这里，他谈起了另一个发现。最令他感到自豪的是，他找到并引进了一种当时刚刚引起科学家们关注的免疫缺陷动物——裸鼠。裸鼠先天性胸腺T细胞发育不良，缺乏细胞免疫功能，可以把人的肿瘤移植到它身上而不引起排斥。吴秉铨教授看到裸鼠后兴奋地认为，找到了解决人体肿瘤的异体移植排斥的关键，这样可使在动物体内研究人类肿瘤的转移成为了可能。这个想法为中国实验病理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为传统病理学研究方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吴秉铨教授与国内的动物学家合作，建立了实验室进行培育和实验，率先在国内推动裸鼠的培养和应用。但裸鼠的应用在国外也是刚刚出现，一系列技术难题有待解决。裸鼠是由基因突变并经17－20代以上的近交系繁殖造成的先天遗传免疫缺陷动物，存活率低；另外裸鼠生长需要无致病菌环境，对饲养条件要求很高。吴教授在国外瑞士、美国看到的裸鼠，都是在巨大的实验楼中，高营养、精确恒温恒湿的条件下培养出来的，在80年代初的国内很难达到这种条件。对此，他们采用同源正常白鼠与裸鼠杂交，会产生一半正常的白鼠，另一半仍是免疫缺陷的裸鼠，就这样解决了由于近亲繁殖生存能力不断弱化带来的存活困难问题；同时，他不盲目超越条件学习大规模培养，向学校申请了2万元，建立了一个10平米的小实验室，在这里创造了小型化的培养“实验楼”，专人精致化管理，这简单的“小创新”解决了当时裸鼠培养环境的问题。裸鼠这种新型实验动物的引入，为中国癌转移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87年，吴秉铨教授与同道一起创建了免疫缺陷实验动物学会，并任第一任主委。在他的带动和呼吁下，这种新的理念在中国得到了肯定与普及。1985年，他应邀参与主持了在丹麦举行的第五届“国际免疫缺陷动物实验医学研究会议”，并做人癌实验转移学术报告，得到了世界各国同仁的广泛肯定。随之，1988年他更争取到了在中国承办第六届国际免疫缺陷动物实验研究大会的机会。改革开放不久便取得这样的承办国际会议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在这次会议上，他的学生方伟岗报告了，以人癌的一段DNA，转染永生化纤维细胞，建成可转移的转化癌；惠培报告了，在裸鼠体内移植生长的人支气管段内，用3-4苯丙芘成功诱发出癌。他作为大会主席，带领病理学同仁精心安排，成功地主办了这次有世界各地学者参加的会议，不仅促进了国内的实验病理学的发展，而且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形象。吴教授说：“他一生庆幸的是总有一支志同道合的团队一起工作，共同努力。”

　　 医学部副主任方伟岗作为吴秉铨教授门下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亲历了这一系列进程，对此他说：“吴教授最早倡导病理生物学，是中国实验病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肿瘤转移基础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为传统病理学带来了进步和划时代的变化。他最早把病理生物学的新观念引入国内，是他对病理学界的又一大贡献。”

　　 在吴秉铨教授的带领下，病理学系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学科建设不断完善，培养出许多病理学人才，许多现已经成为海内外华人病理学工作者中的佼佼者；他带领的项目组并先后于1983年、1985年、1990年在癌转移研究方面，连续三次获得国家重点攻关课题项目，历时15年。但他并不满足于现有成绩，放眼世界，着手申请国际基金，在其不懈努力下，1989年又获得纽约中华医学基金会（CMB）项目。由于研究成绩斐然，又取得了该基金会增加的两大项目，以及一项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遗传和生物工程研究项目。而在以吴秉铨教授为代表的病理学人的推动下，学科发展令人瞩目，尤其2005年举办的第四届国际病理学会亚洲太平洋学术大会，是中国承办的最高规格国际病理学大会，吴秉铨教授担任大会主席，团队中方伟岗、郑杰、顾江等教授任重要职务并作大会报告。有900多位病理学者出席大会，其中400多位来自世界30个国家和地区。吴教授邀请了国际各病理领域顶级专家做专题演讲着，国内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是海内、外权威性学者难得的一次面对面直接交流和研讨。

　　 吴秉铨教授微笑地说：“科学不是一个神秘的东西，它就是创造，以求带来新的变化。它就像捅破窗户纸一样——只要你研究明白怎么去捅。”“创新就是一种意识，不能照搬，就是按照需要，把不完全具备的条件创造出来，使不可能变成可能。

　　相辅相成  学科建设和以任务带学科相互促进

　　 回顾在基础医学院院长任期内的工作，他注重学科的合理布局和安排、建设，对应发展趋势，建立相应的亚学科，平衡各学科间的关系和合理布局，同时以任务促进各学科的完善和进步。他说：“主动建设学科和以任务带动学科，是相辅相成的。”他及时提出和推动在基础医学院建立八大学系，各系至少具备三个研究方向。他在组织研究课题上，重视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合作，甚至是跨学院的，包括药学院和临床单位。当时的生化系童坦君教授、细胞学周柔丽教授、药学院张礼和教授和临床血液学陆道培教授都是项目组的成员。具有发展潜能的学科的共事合作和扎实工作，是出重要成果、出优秀人才的保证。在那80-90年代，能有上百万人民币和上百万美元的课题经费，是可以做好许多事。他说：“有准备地进行学科建设与发展，才能有准备地拿到课题。”但是学科建设往往仍跟不上任务的需求，这样会留下错过机遇的永久遗憾。

　　 “我们也吃了建设不够完善的亏。”他老老实实地说。在转移研究中，他带领的项目组顺利地提取在免疫缺陷动物体内生长的人体肿瘤细胞，将其DNA打碎并转染在永生化动物细胞中，诱发癌瘤和转移。这项成果发表于1988年，原应再次从该癌系中分离出这段整合入的人体DNA进行序列分析。但是当时学科未能达到这样的程度，缺乏很好的序列分析实验室和成熟技术，提取出的2.3kb，未能测明它的核苷酸序列，致使已经顺利完成的前期工作被迫止步于当时成绩。面对遗憾，只能致力于转化为继续前进的动力。团队转手投入强化分子层面的实验室建设之中。1992以来，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实验室格局和分子研究体系，触角深入基因重组、质粒构建，完成DNA合成、测序，可以制作、标记探针。组建应用在临床分子诊断的四大技术平台。说到这里，他慨叹道：“学科的布局和完善，可以使你完成更好事业的使命。”

　　 学系是大学肌体中最基础的细胞，构成大学这个更为宏观的层次。吴秉铨教授认真地说，学科本身是一个综合性技术平台，有框架也有点、面，有一定亚学科的内容，所以学科布局更要有眼光，如果搭配得不好就容易划分得过散；各个团队更要互相关心、配合，才能使整体水平得到根本的提高；更要通过任务看到学科的不足，不断补充，才能出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和人才。

　　 高瞻远瞩  基础研究终应贡献于临床

　　 分子病理学实验室建设完成后，研究方向细化为基础理论和临床诊断两个方面。1990年，年近花甲的吴秉铨教授逐步转向分子诊断这一应用课题。1998年退休以后，他便致力于转化医学研究的工作，推动分子病理技术向临床应用转移，并率先引入了“转化研究”（translation study）的概念。吴教授原有团队中，郑杰教授继续癌转移相关基因的研究，方伟岗教授进行癌细胞信号转导的研究，张波教授开展着癌分子遗传学的工作。都组成了团队，肩负培养博士生的使命。

　　 “我一直关注着病理诊断的工作，60岁以后就在考虑如何使分子病理研究成果对于临床诊断能够发挥作用。”吴秉铨教授说。他开始推动学系与企业的合作，不仅使研究成果标准化，推动成果更快地进行临床验证，与临床结合，为临床服务，提高临床诊断治疗水平。同时也能够为科研争取到更多的经费支持。他积极地推动基因检测应用于临床，突破了以往组织学分类的检测方法，实现了分子层面对基因突变的检查，以分子的不同变异，确定患者对应的不同用药。肠癌是常见癌，病理组织学分类有腺癌、粘液癌等，或按高、中、低分化区分；但从分子病理诊断角度分析，会首先区分肠癌为染色体不稳定性，还是微卫星不稳定性，进一步通过DNA检测，明确微卫星不稳定性来自DNA修复基因突变，还是调节异常；它们带给病人的愈后和治疗处理是不同的，是否属于家族遗传性疾病也是不同。目前实验室根据病人和医生的需求，对肠癌进行K-Ras或BRAF基因测序，对肺癌开展K-Ras和EGFR基因型分析，可指导预后推测和靶向治疗的选择，已列入工作的常规。分子病理学实验室，开展胃肠道间质瘤的基因测序和基因型分析，接受北到哈尔滨，南至广州的全国会诊检测，分析c-Kit和PDGFRA两个基因的6或7个位点；这项工作已开展近10年，技术精练并积累了丰富的阅读和分析经验。c-Kit基因检测是实体瘤最早预测靶向治疗的指标。近期发现c-Kit基因突变不仅见于胃肠道间质瘤，也出现在肠粘暯上的黑色素瘤，并具有相似突变位点和相同靶向治疗效果。各项需求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他重视诊断试剂的研发。2003年，SARS肆虐全球。吴秉铨教授清楚地记得，2003年4月10日，加拿大专家公布了病毒序列分析的成果，吴秉铨教授带领他团队的同仁不分昼夜地研究，从设计到监测仅用了10天时间，4月20日率先便完成了外、内引物和探针设计、引物合成、检测物收集、实验操作流程制定以及临床标本检测，制成了快速诊断SARS的基因诊断试剂盒，并率先通过WHO组织的室间检验。它不同于当时已公布的免疫诊断试剂盒，不需等到患者感染病毒、发病后进行的免疫学检测，而是直接检查与SARS相关的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不需要等到患者发病便可以进行血液或痰液检查，进行SARS的早期诊断。北医三院最早应用基因诊断试剂盒有效地在临床送检血液中查出了非典病例。吴秉铨教授带领的科研人员取得的成果受到了社会和学术界的一致首肯，公认它对早期控制“非典”意义重大。但是，他们的试剂盒来不及送交有生产资质的药厂进行转化，投入生产和临床应用，只能用于研究。非典的蔓延使吴教授感到异常痛心。他说正是这件事促使他坚信了与企业合作，推动研究成果向临床应用转移的决心。

　　 他的团队拿出研究成果无私地与企业进行共建，并进行临床验证的组织和技术指导，企业按照国家规定流程对体外诊断试剂进行验证和生产。当前，与企业合作的成果，已有６套试剂盒通过国家认证，其中５套填补了国内空白。

　　 谈起如何更好地找准适应临床需求的基础研究方向，吴秉铨教授说，这些所谓高科技不外乎三个条件：第一，要捕捉到前沿的国内外信息；第二，必须能把握原材料关，从生产源头重视质量和功效；第三，要有知识产权意识。他说：“我是一个目标明确的人，作为医学工作者的价值模式就是做社会医疗卫生需要的，改善人的生活，这个目标推动团队不断去努力，真正要把需要变为现实还有很多要具体去做。我从前做基础研究工作，但终究基础研究建立的体系还是要贡献于临床，为患者服务。”

　　 把一生和一项事业联系在一起  幸福眷顾淡然的人

　　 吴秉铨教授说，他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他幸运地亲眼见证了开国大典，他幸运地进入了北大，幸运地一直从事着自己喜爱的工作，他现在仍有很多病理学的工作要做，很满足。

　　 吴秉铨教授现在以80高龄仍坚持为研究生讲授“分子病理基础”课程，他站在讲台前一讲就是3个多小时。他经常流露出来的感情就是感恩和幸福，一只裸鼠、一种新试剂、一个学科他都能谈很久。2010年1月4日，是吴秉铨教授的80生日。他的学生和钦佩他的企业都希望为他庆祝这个生日，他建议将这项活动，办成第五届海内外病理学术论坛。会议邀请了海外他往日学生，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病理学教授杨熙明和美国耶鲁大学病理学副教授惠培回母校做学术演讲。论坛会议期间，福建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出资200万元，牵头成立了“吴秉铨病理学发展基金会”。基金会有三大任务：第一，促进国内外病理学术交流，病理学系主办的海内外病理学论坛至今已举办了7届，基金会将支持该论坛每年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第二，奖励优秀研究成果，从国内三个主要病理学杂志每年评选3篇优秀论文，进行表彰，扩大影响，鼓励研究，尤其是年轻学者的研究工作；第三，培养年轻的病理学人才，每年资助10名年轻的病理学工作者参加国内高水平学术会议。基金会由病理学家朱雄增教授任理事长，医学部副主任方伟岗教授任副理事长。方伟岗说，这是病理学自己唯一的一个基金会，我们按照吴教授的要求，不求影响有多大，只求做些实事。这是对吴教授贡献的肯定，更是希望实现他的意愿，使国内病理学发展赶上国际水平。

　　 吴秉铨教授曾应邀赴美、亚、欧、澳20余国家学术交流和讲学，并于2004年获评香港医学科学院病理专科学院荣誉院士。但这些他从来不提；他也从来不利用关系为自己个人办事，在他看来真正的友谊应是纯净如水的君子之交。

　　 2010年9月，北京医学会授予吴秉铨教授医学工作贡献奖，吴教授将同事替他带回的奖杯和奖状留下，把带回的礼品送给了学生。学生们说：“这是医学会对您贡献的肯定，您应该高兴吧。”吴教授回答道：“我看到你们80后在这里好好工作，心情舒畅，我更高兴呢！只要你们愿意学，我知道的东西你们都学去才好。”

　　 方伟岗教授回忆起30年前从师吴秉铨教授并在一起学习、工作的时光，告诉我们，第一次见到吴教授就是在病理课上，那时吴教授已经是全国知名的病理学家，不凡气度和学识给他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是吴教授的言传身教影响着自己选择了病理学之路。在实验室中，辛勤工作的情景最多，那时候经常工作到深夜，吴老师住在学校里，随时去找他，他随时就骑着自行车回到实验室来；最快乐的场景莫过于每年吴教授带病理系的同仁进行一次春游和一次秋游；而大家有时包饺子一起吃的一幕，让他感受到实验室就是一个家。他说，师承吴秉铨教授的期间他受益匪浅。吴教授学术严谨，思维敏捷，紧跟国际发展，即使退休以后，也一直留在学系里，指导实验室的工作，还经常一起讨论课题。他说“在我心中，他是我最完美的导师。”

　　 吴秉铨教授说，他的女儿、女婿、外孙都在国外，都从事着医学相关的工作，各有造诣，工作兢兢业业，几乎每年都回国、回母校讲学，交流学术。他为他们自豪。他也曾坐在飞机上想，如果他也像儿女们处于这么好的时代会怎样，但归根结底，他走过的人生之路是幸福的，做出了自己的事业，对社会有贡献；时时被友谊所温暖；孩子们独立有为——既包括自己的子女,也包括身边一批批的孩子们——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满意的呢。他说：“我的宗旨就是做点本份有益的实事；从实际出发，开辟新路，永无止境，就是我一生的追求。”    

　　 医学部即将迎来百年庆典，而吴秉铨教授在这里度过了一个甲子的时光。他见证了从北大医学院，独立为北京医学院，发展为北京医科大学，又重回北大的整个过程。

　　 “肥沃的土壤，定能长出茁壮的芽，开出希望的花。” 他说。

(宣传部：刘璐)

编辑: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