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医为边疆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图)
北医为边疆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图)
1988年,北医派29名研究生赴思茅进行社会实践。
思茅医学专科班挂牌。
1972年,北京医学院(1985年改为北京医科大学,2000年改为北京大学医学部)派出的医疗队来到了位于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思茅地区,此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这个国内顶尖的医学院开始倾心帮扶贫穷落后的民族地区,并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思茅地区地处云南南部,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边境线长达486.5公里。其与周边国家接壤无自然屏障,自古以来,思茅人民与周边3个国家一直存在通婚、互市。那里的热带、亚热带丛林是热带病高发地区,人员交往频繁使得传染病非常容易发生,思茅也因此成为有名的“瘴疠之区”。在旧中国,鼠疫、天花、疟疾在思茅流行严重,烈性传染病时有发生,由于缺医少药,大肆流行的传染病夺走了很多少数民族同胞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多年的努力,天花和疟疾得到有效控制,思茅地区“瘴疠之区”的帽子终于被摘掉了。但是缺医少药的问题仍然存在,卫生医疗事业的发展仍然比较落后。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北京医学院向思茅地区派出了医疗队。
“北京摩雅”与西双版纳人民结下鱼水情
原属思茅地区的西双版纳州是当时北京医疗队的工作重点,原北京医科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张质,不仅是整个援助工作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1977年,他作为第八批医疗队队长,在西双版纳工作了一年,从此与云南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7年的冬天,学校委任我为队长,带领医疗队到云南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到云南。那时,从昆明到西双版纳的路很难走,我们坐了3天的汽车才到达西双版纳。从省里到州县,都非常欢迎我们,亲切地称呼我们‘北京摩雅’,也就是北京医生的意思。州县的重大活动都邀请我参加,州领导十分关心我们,这使我们意识到,我们肩负责任的重大和光荣,因为我们是周总理派来的医疗队啊!30多年前的西双版纳,缺医少药的严重程度是难以想象的,边远山区的民族兄弟甚至还生活在刀耕火种的半原始社会。”
在西双版纳,张质见识了很多奇病怪病。“在巡诊的时候,我们收治了一个病人,是一名哈尼族妇女,她当时的症状是腹部绞痛。但当时医疗条件十分简陋,没有较为科学的手段确诊她体内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无奈之下,医疗队决定对她进行开腹探查,结果发现了一个几乎有鸡蛋大小的结石,而结石的主要成分居然是毛发。原来,这名妇女平时有吃头发的嗜好,长期吃进肚子的头发不能消化,在腹内形成了结石,给她带来了极大的痛苦。除了罕见的‘地方病’以外,其它疑难杂症也不少,这给当地群众带来很大痛苦,而当地人民却无能为力:有条件的人可以到合作医疗站或者找赤脚医生看一看,然后吃一些草药进行治疗;而有些人只能求神拜佛,听天由命。”
除了本职的医疗工作,医疗队还凭着一腔热情,做了很多“分外”的事。张质回忆说:“饮水卫生是防疫人员的职能,但医疗队在那种环境下也只能‘越权’,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医疗队的医生们,参与了改建傣楼和打水井的活儿。盖房打井我们都是外行,只能凭感觉走,因此也是经常白费功夫。我们打了好多井,能用的也比较少。”
对医疗队的工作,当地群众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当地群众对医疗队队员充满了感恩,他们把我们当成一家人。傣族人会酿酒,酿的是苞谷酒,我们在巡诊的时候,常遇到当地群众,他们很快就认出我们来,并打开背在身上的军壶盖,亲切地说:‘摩雅喝酒。’尽管当时我不会喝酒,但在这种场合喝了傣族兄弟的酒,真是辣在嘴里甜在心中,我就是在那里学会了喝酒。”
“还有一次,我到景洪县南联山哈尼族合作医疗站看望我们的队员,当地的赤脚医生默默地与我们在茅草大棚里做饭,晚餐后天下起雨来,我们要他快回家。半小时后,他提了一大包东西又回来了,原来是他在回家的路上发现了刚刚冒出来的一大堆鸡枞菇,就冒着雨给我们送回来了,让我们又美餐了一顿。这位赤脚医生所代表的哈尼族人民的质朴和纯真给我留下的美好记忆,我永远不会忘怀。”经过3个多月的实践,张质和医疗队的伙伴们经常思考和讨论一个问题:“医疗队翻山越岭,走遍村村寨寨,送医送药上门,受到民族兄弟的真挚欢迎,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30多年前的民族地区,不仅各级医疗卫生人员的数量和水平不能满足需要,而且很不稳定。对于医疗队来说,不仅要防病治病,而要利用我们有限的优势,培训当地的医务人员。我们第八批北京医疗队先后举办了35个临床各科培训班。我们医疗队的钱玉琨教授,应邀赴大理举办了免疫培训班。云南省卫生工作会议转发了我们的办班计划。现在看来,这是我们树立边疆卫生工作要培养‘不走的医疗队’理念的起点。”
与西双版纳民族兄弟共同生活的一年是张质终生难忘的一年,正是这段日子,让张质和他的同伴后来一直情系云南。也正是从那时起,张质就在想:如何给祖国边疆地区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而后来北医的实践则实现了张质的愿望。
北医援助思茅力度加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党和国家十分关注民族地区的各项事业发展,思茅地区的卫生事业发展也被当时的思茅地委行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83年初,应思茅行署卫生局的邀请,北京医学院派出一批教授到思茅作学术演讲,医院管理专家刘振声,外科专家黄萃庭、李通,内科专家傅正恺等国内医学界顶级人物都到思茅进行技术指导,并举行了十多个专题的学术讲座。如此之多的教授来到思茅,使当地的医务人员备受鼓舞,争先恐后地来听课。
1983年7月,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崔月犁到思茅地区调研视察后,卫生部印发了《赴云南医疗队事》和卫生部《关于支援云南卫生建设有关问题的复函》,北京医学院加大了对思茅地区技术援助的力度:一是由顾英奇副部长带队到思茅地区考察,帮助思茅解决卫生事业发展存在的困难;二是派专家教授到思茅地区讲学和临床带教;三是接收思茅地县两级医疗机构派出的医务人员到北医免费进修。
据统计,从1984年至1988年5年间,北医共派出10批医疗队赴思茅工作,48名专家教授在思茅地区讲学和临床带教;专家教授在思茅办班12期,202人参加了培训;思茅的71名医务人员到北医进修。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教授都被派往思茅开展教学或进行会诊、手术。
在思茅工作的医疗队专家,不仅开展讲学,还到各科室指导、查房、作病例分析、解决疑难病症的诊断治疗问题、参与危重病人的抢救。1987年,思茅地区人民医院小儿科收治了一名2岁的儿童,该患儿因患病毒性心肌炎产生心源性休克,心脏曾骤停4次,最长达12分钟。北医三院儿科吴相攸教授立即参加了急救,在他的指导下,该患儿被抢救成活,创下了奇迹。不仅患儿家属感激涕零,就连知情的群众都长舒一口气,对北医大夫的精湛医术倍加称赞。
在专家们的带动下,思茅人民医院全院上下钻研业务蔚然成风,此时期,该院的医务人员撰写论文367篇,在医学期刊发表和各级学会交流的论文158篇,思茅医务人员正在逐步缩小与内地水平的差距。
马绍文,北京医学院1965届毕业生,当时任思茅行署卫生局局长。在北医学习的经历让马绍文深深地认识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最需要的是医疗人才。在不能吸引人才又没有学习途径和学习手段的情况下,1988年,马绍文提出希望北医能派学生到思茅做社会实践。随后,北医派了公共卫生学院和临床各科的29名研究生赴思茅实践。这些学生不仅协助当地医院开展工作,还向当地医生传授自己所学的知识。虽然这些学生的工作经验并不丰富,但他们讲授的知识对于当地医生来讲,有很多还是很新鲜的。这些学生的工作得到当地主管部门的认可,为后来的大专班做了前期铺垫。
输血改为造血,为边疆培养高端人才
经过前期的援助工作,思茅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思茅仍存在着“人才危机”,张质形象地将当时的情况比喻成“孔雀东南飞”,人才都外流到发达地区了,“能考出来的很少有回去的”。
为解决思茅地区医疗卫生人才短缺的情况,思茅行署卫生局、教育局提出与北京医科大学合作,在思茅卫校举办北京医科大学思茅医学专科班。这一提议受到北医校领导的重视,经过多方工作,获得教育部批准。1988年4月,北京医科大学与思茅行署卫生局签订了开办3届思茅医学专科班的合同。同年9月,北京医科大学思茅医学专科班在思茅卫校开学。专科班利用思茅卫校的已有条件,不足部分由北医提供,师资由北医派出。从此,北医对思茅的援助,从治标走向治本,从输血改为造血。
北京医科大学思茅医学专科班面向思茅招生,虽然录取成绩低于北医正常分数线,但能考上专科班的也都是当地的优秀学生。专科班学生佩戴北医校徽,毕业后获颁北医证书。从1988年到1993年,3届专科班共招收150名学生,其中少数民族67人,占46%。这些学生毕业后,被统一分配到思茅的基层卫生机构工作。
虽然是专科班,但北医在师资上一点儿也不马虎,总共派出136名教师到思茅专科班任教,其中教授、副教授48人,讲师、主治医师59人,其他教师29人。这些老师通过言传身教,兢兢业业地为我国民族地区培养着医疗卫生人才。
北大医院心血管内科张树彬教授是北京医科大学思茅医学专科班第九批任教教师。作为教授,他肩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1990年4月,思茅人民医院干疗科收治了一例重症糖尿病人,并发急性心肌梗塞,病情危重而复杂,当地医生在治疗和用药上存在困难。得知此情况,正在指导教学的张树彬与内分泌专家冯晋光、呼吸病专家周瑞微立即赶赴现场,全力投入抢救。他们各自发挥专业特长,对病人的情况全方面关照,最终使病人转危为安。
1991年6月,思茅地区体育中学30名师生食物中毒,其中大多数人都经抢救脱险。但是,一名14岁的拉祜族女学生因为当时未出现症状而没有就医,但当天夜里却出现严重症状,被送到思茅人民医院进行抢救。送到医院时,女孩已经出现急性溶血性肾功能衰竭及急性左心衰,危在旦夕。北大人民医院的赵景涛、高卢浜、江浜获知后,连夜赶往医院参加抢救,并夜以继日地工作,直至女孩脱离危险才回去休息。
北医教授的敬业精神感染着思茅的医务人员,更直接传递给专科班的同学们。
魏职权是大专班第一批毕业生,现任普洱市卫生局办公室主任。对于北医思茅专科班,他感情很深。他说:“如果没有北医开设的专科班,我根本没有机会接受这种高等学府的教育,能在北医学习,我感觉很幸运。我们班上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同学们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学习,对思茅充满了感情,毕业后也都愿意到基层工作。我们这里的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北医培养的100多名医疗卫生人员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经过老师的指导,我的同学们在后来的工作岗位中大多表现出色,现在很多人已成长为医疗卫生部门的中坚力量。”据统计,150名毕业生中,取得副主任职称的有15人,主治医师16人,另还有多人在各级各部门担任领导职务。
对于北医的帮助,普洱市卫生局局长刘新成(傣族)用饱含深情的文字表达了普洱人民的感激之情:“回顾30年与北医大合作的历程,我们倍感亲切。面对成绩,我们深感欣慰……专家教授们的辛劳和汗水,普洱市卫生系统干部职工和259万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必将永远载入普洱市卫生事业发展的史册。”
(来源:中国民族报 2月24日)
编辑: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