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第28个教师节前夕举行的“2012年北京市庆祝教师节大会”上，我校药学院张礼和院士被授予“北京市人民教师”荣誉称号并作代表发言，外国语学院韩加明荣获“北京市师德标兵”称号，数学科学学院陈大岳、城市与环境学院莫多闻、历史学系朱孝远、物理学院陈晓林、医学部段丽萍、药学院王夔、基础医学院吴立玲、第三医院徐智、第一医院刘新民、北大附中秦占全等10名老师荣获“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本网将陆续刊发这12位优秀教师的事迹，通过宣传这些“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师德典型，进一步在全校师生中营造爱岗敬业和尊师重学的良好氛围，共同推进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

    张礼和院士是江苏省扬卅人，生于1937年9月8日。现任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教授，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方向及取得的突出成果是核酸化学及抗肿瘤抗病毒药物研究，他对药学的学生培养和科学研究有着很深的感悟。日前，张礼和院士接受了记者采访。

        记者：您能否谈一谈对“药学”的理解？

        张礼和：谈到药学，首先要说到它对我们国家、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的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的预防治疗离不开药物。即使是外科大夫做手术，也是要用很多药，如防止感染、伤口愈合等等。所以药物在人类的健康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药学学科包括的面也非常广。当然，发明新药是很重要的一个领域，但还有药物生产、怎么来用药、社会怎么来监管药等等这些方面，这才是整个的药学领域。药物生产过程会牵扯到很多，包括原料生产、制剂生产等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领域。原料的生产又包括了很多化工的生产，化工生产又牵扯到绿色化学、环境友好、节省能源、减少废物排放等等。药物监管不仅仅只是实验室里的药物定量测定、杂质检查，还包括毒副作用的监控。药物进入到社会，在药物销售的流通过程中的质量管理监控。药物从医院到病人手里，应该怎么合理、安全、方便地使用。在合理用药方面，就有滥用抗菌素的例子，结果是产生了耐药性的病菌以及超级病菌， 用少量的抗菌素就不能医治或丝毫不起作用，但用多了之后很多抗菌素毒副作用又出来了，这就需要我们去发现新的抗菌药来对付这些耐药菌，这样，就对我们的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另外，在合理用药方面，很多病人都不是很清楚，这也就凸显了一个宣传教育的问题：怎么让病人合理地用药？我刚刚举的这些问题，可能同学们由于接触到的药学领域比较窄，还不清楚。但是当你们进入社会、进入医药卫生以及药物的具体工作中，就会遇到刚才我讲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当然，还有西药、中药和生物药（抗体、基因治疗、血液因子等），药物包括的类型很多，牵扯到不同的药物研究、生产、使用、流通、安全、监控等很多的方面。所以说药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领域。现在国家也非常重视。每个五年计划中都有重大专项投入。所以同学们要通过深入学习来逐渐了解今后工作中所要面对的科学问题、社会问题。

        记者：作为将来的药学研究者，老师您觉得学生在大学中最应该学习的是什么呢？

        张礼和：从学习这个角度来说，同学们会觉得功课特别重，什么都要学。但是大家要想到：就是因为大家有了这样的基础，将来在选择工作目标、研究方向时，在原来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再往前走就容易得多了。我们是全国第一个六年制的学校，更是北大的学生。我们希望你们在六年以后成为一个比四年制的学生基础更扎实、有更高知识结构的人才。所以，在六年里，前四年打好基础，后面两年里，要在原有基础上深化。要达到这么一个学科背景，同学们一定会想：我们怎么可能掌握这么多东西呢？所以高等学校要求学生学会怎样自学，怎样自己开拓自己的知识链，怎样开拓自己的思维过程。这就是一个学生将来发展的前提。学问多，不见得一定能够在社会上做更多的事情：不能就是一本活字典，人家问什么你都知道，但工作里却不一定就会用。时间是有限的，学习就这么几年，不可能什么都背下来，所以说，要学会怎么根据工作需要自己去学习新的知识、去积累并创造。所以我们在校学习期间，要逐步学会自己去学习老师没有告诉你的而专业又需要的东西，知道怎么去学、怎么去主动寻找和丰富知识。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掌握思考问题的方法。想想老师讲的课里面，问题是怎么提出的，又是怎么去解决的。要学会独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大学阶段，特别是我们北大这样的学校，重要的不是让你背多少内容，而是要学会两个方法：一个是自己积累知识的方法，另一个是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了这两个方法，你们的前途就是无限的。那时候，你们脑中知识的积累就不会是一加一，或者是一乘二、一乘三的积累，而会是指数的积累。这种办法要靠什么才能掌握呢？这就要靠你们自己的能动性。拿到了开门的钥匙，那每个门都能打开，都能进去。

        记者：您那个时候的大学专业学习同现在有什么不同么？

        张礼和：我自己就是药学专业毕业的，不过我们那时候学的内容比你们少多了。那时候刚刚解放，什么参考书都没有。我学的有机化学，教科书还是苏联中专的教科书翻译过来的，很薄，就这么一点内容。不过当时老师讲课都不按照书上内容，而是讲得非常深，我们都靠课后自己学。后来我念研究生也是有机化学的研究生，到国外做工作也都是有机化学。我们从大学里的老师那儿学到的就是怎么自己学习，怎么自己找知识，怎么自己去研究的基本能力。大学的有机化学教科书是到1960年以后才有的，是北大的张先生翻译的一本美国的有机化学书，那是国内翻译的第一本有机化学的书，后来教科书陆陆续续就有了。还有一些研究手段，比如核磁，那时候根本都不知道，还没有发明出来，后来有了之后我们去用，在用的过程中再学习的。同学们一定要学会自己学习知识、掌握知识、掌握技术的本领，这不是看多少参考书听别人讲就能掌握的，更重要的是要自己不断地去总结、去琢磨，更主要的，是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和工作去积累。另外，那个时候我们实验比较多，动手能力强。我们那时的实验是没有学时的，全部都是超学时的。比如说做一个合成反应，讲义上要求70%，你做到50%，老师就说不合格，就要重做，那就要补实验了。还有我们的分析实验，一个含量测定，要求达到99.5%，如果达不到，就要不断地在那儿补实验、重复实验。很多时候，礼拜六礼拜天都是在补实验，直到合格为止。过去的要求和现在不太一样，现在你们课多了，时间少了，学生人数也多了，花费大了，这就把实验给压缩了。我倒觉得应该加强实验，多做实验。实验做好了，才能从实验中找到把理论应用到实验的方法。

        记者：在这么多年的研究生涯中，您有什么记忆深刻或者很有意义的事情么？

        张礼和：我毕业后就在学校做助教，导师第一年只让我天天做实验。因为助教要带同学实验，所以自己得做好实验，了解实验中的问题。当时我做实验的量是学生的三到五倍。只有你做好了做对了，才能去带学生，才能发现学生实验里的错误，才能指导。我就做了整整一年的实验，也整理了同学们过去做的实验，发现了许多的问题，那个时候，也算开始了我的研究工作。所以，实验做得多，给我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了一个不错的实验研究背景。后来我做了研究生。我们那段时间还经常去药厂。1958 年毕业后，去北京药厂的车间里面和工人们一起做药物合成生产的工作。我还去了天津的药厂做维生素B 全合成的生产工艺，所以对生产里面的东西有一定了解。当然不像那些专门在工厂里面做的人，但大致还是知道的。实验室里面小瓶子做，和工厂里面几百吨的大罐子做，这个差异还是很大的。所以这些经历都给我之后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之后去美国，我在美国实验室里做了两年，做了很多东西。国外的老师对我的评价还是可以的，主要就是我实验做得比较好。我做博来霉素A2 的合成，一个大分子最后得到几毫克物质，其中分离和纯化非常重要。1981 年的当时，这么一个大分子，要鉴定，仪器不像我们现在的仪器，当时最高的核磁也就是300 兆的核磁，所以就要求你先能拿到一个天然产物的纯品，然后再跟合成出来的东西作对照。我去美国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分离和提纯这些天然产物。发酵得到的天然博来霉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成分，降解之后有很多杂质，怎么给它提纯出来呢？当然我也有一两个月做不出来，根据我过去工作的经验，之后逐渐一步一步地想办法，找到了问题所在。当然找到了就很简单了，它实际上就是利用不同的pH来分离复杂的天然产物，所以拿到纯品再去做全合成，再拿合成的东西去和天然产物作对照。在国外的实验经历，在国内没有过，给了我很大的锻炼，同时也把过去的知识用到了实验上，这是一个对我来讲很重要的经历。第二个很有意义的就是我发现国外的实验室都是学科交叉的实验室，不只是一个单纯学科。过去我们在国内，比如说做有机合成，就全是有机合成，而我在国外这个有机合成的组，有有机合成，有天然产物，还有一个很强的生物研究队伍，所以天然产物里面得到的和合成出来的东西，马上就去研究它的生物活性，研究它在生化过程中的一些机制。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一个学科要发展，只靠单纯的某一学科，就很有局限性。比如说药学，你必须把生化和有机合成结合起来，把化学和生物医学结合起来，这样才会有更宽阔的前景。所以我回国之后努力做的一个工作也就是这个。

        我们过去的药学院比较重视化学这一块，我一直希望学科结构有所改变。药学研究离不开化学，但光靠化学是不够的，所以必须要把生物和医学基础的重要内容引进到药学研究中。有机化学演变成生物有机化学，再到后来的化学生物学，就是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所以希望我们的药学研究、化学研究能够紧密地结合生物研究、医学研究。所以我们现在有生物药剂学研究、天然产物研究每个组里面都做了很多药物的代谢，生物研究等等这些内容。所以我想整个的学科发展也就是这么一个趋势。出国，不仅要学到具体的技术，把之前不会的学会了，更主要的，我想还是要看到一个学科的发展趋势，怎样把发展趋势带回国内，这是最重要的，从而能够改造一些不适应发展的旧学科旧方法。

        记者：您对“创新”又有怎样的认识呢？

        张礼和：这就和我刚刚说的那段有关系了。怎么创新呢？那就得知道学科的前沿在哪儿，知道要突破什么。要突破、要创新，要有一个学科交叉的思想，这样才能够真正地突破一些难点。再有就是，看到了前沿领域，才有可能找到一些出口和途径。所以我总是批评一些我们的研究生，很窄，老师给一个题目，就啃这个题目。当然这是必要的，但要学会在做这个题目的同时拓宽自己的领域，拓宽自己的思维，去学习相关领域的一些东西。有些在同一个题目组的同学，你做的东西我不知道，我做的东西你不知道。一个组之间的同学相互交流交流自己做了什么东西，这样的事情都很少。药化的同学药剂那边的学术报告都不会去听，只听药化的，这样的话，就把自己封闭了，非常死，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学术环境是自由的环境、开放的环境、相互交流的环境。我们每一个在这环境中的成员，能够丰富自己的知识，拓宽自己的思想，开阔我们的思路，这样才能创新。所以，要改变整个氛围，我们的文化氛围、研究的氛围。对我们来讲，特别是像我们北大这样的学校，不能建立这样的学术氛围、文化氛围，每个人都很闭塞地钻自己的那点工作，那整个的研究工作就很难有大的起色。当然也可能会出几篇小文章，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学校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可能就很难完成了，也很难适应社会和时代的要求。

        记者：今年是北医的百年，老师您也是从北医毕业的，有什么关于北医的回忆么？

        张礼和：我是1954 年入学进北医的，到今年有58 年了。北医的变化确实比较大。那时候北医还不在这儿，这个校园是1958 年我毕业之后才迁过来的。当时叫北京医学院，我们是医学院药学系。我刚入校的时候学校刚刚从北大分出来不久，到了2000年又回去。我这58年，学校从出来到进去都经历了。我刚来的时候，牌子都还是北大医学院的牌子。我报到的时候问北京医学院别人都说不知道，只有北大医学院，没有北京医学院。当然，整个师资队伍、硬件软件都发展非常之快。当时的北医药学系没几个老师。不过，虽然老师不多，但却都是全国药学界化学界最有名的老师。当时的药学系主任就是药学界最元老的人物，很多的老教授都是刚刚回国的，像我的导师王序先生，还有楼之岑，还有很多老教授都是那个时候在国内这个专业做得最早的一些专家，他们当时都在药学系。所以药学系就保留了这样的一个传统：对药学系学生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要求非常严格，对学生的基础训练要求非常严格。那时候，学生不多，但都希望培养成精英。从建系以来，毕业的学生也都确实成为了各个单位的骨干。现在院系发展壮大了很多。硬件软件设备在全国都是最好的，老师们在逐渐交替，年轻老师也在不断成长，所以我们的师资队伍、研究队伍、设备条件，58 年以来，在我眼里可以说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是国内药学领域第一个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单位，所以说国家对我们是非常重视的。现在开的这个六年制药学专业，国内还没有第二家。学校的任务是出人才，出成果。在新的时代里面，对成果的要求也不一样了。过去成果就是发表论文、得了多少奖。现在高校的成果要发表论文，也要转化成为对国内经济有效的支撑。“转化医学”在药学里面，就是怎么把基础研究转化成为我们医药工业医药事业中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更加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里起作用，所以这是我们当前很主要的任务。过去学院式的研究，是优点也是缺点。它注重基础，但是真正制造出一个药，用到临床上去，这要求我们不断去转变一些研究方法，加强和企业的联系。

      记者：您对药学人有什么寄语么？

       张礼和：也借着这个百年的机会，希望药学院保持我们重视基础、重视人才的优良传统，同时，我们又要更加地放眼于世界，放眼于在国际上的影响，同时在国家经济发展领域起到更好的作用。

（药学院学生会）

编辑：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