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韩济生院士有着五重“血缘关系”。

 

首先，我们都姓韩，但我的名字没有他的好，他的名字是和专业紧密联系的——普济众生。

 

第二，就我们的故乡来讲，回溯一下很可能也有血缘关系。

 

第三，我们都是上海医学院毕业的，有共同的母校。上次回母校去的时候我俩还拍照留了纪念。

 

第四，韩先生作生理学研究，我在研究生之后转做病理生理学，实际上也是生理学，也和戒毒等病态联系在一起，从学术上讲，我们也有血缘关系。

 

第五，从工作上来说，我们的关系就更近了。我1982年来到北大医学部，至今已有30年了，而韩先生已经在北医工作了50年。

 

1995年我到了北医的行政岗位之后，与韩先生的交往更加频繁。那时候韩先生正在筹备成立“中法疼痛诊疗中心”，学校实在没地方，我们花了不少力气协调，最后终于在校医院落户，但地方很小。在这件事情上我始终觉得愧对韩先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在建立疼痛学科这件事情上，我也曾和韩先生一起努力。疼痛学科在解决病人慢性疼痛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

 

后来韩先生将针刺用在戒毒的研究上，我又与他一起去联系公安部。戒毒怎么会归于公安部管？这个事情我们也一直在疑惑：因为吸毒的是病人，不是犯人。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和公安部反映这个事情。韩氏仪这个伟大的发明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不是一帆风顺，韩先生几次陷入到合作方的陷阱中，我就和他一起去跟对方交涉。到现在总算是走出困境，但还没有进入辉煌。

 

韩先生目前在做慈善事业，成立了“济生疼痛医学基金”，为看不起病的顽痛病人解决困难。虽然钱不多，但是做得很热闹。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也开始帮他做——帮他其实也是在帮我自己，韩先生的成绩就是我的成绩——我还是北医的主任嘛！

 

韩济生院士之所以能作出这个成绩，和他执著的精神是分不开的。他的科研从接受针刺麻醉任务开始——虽然不是他自己要做的，但从接受这个任务开始他就一直坚持在这个领域。50年不离不弃，坚持下来才有今天的成就。

 

韩先生不断创新。从针刺麻醉开始，到镇痛，再到戒毒，最近他的研究成果被证明对治疗孤独症、不孕不育症也有好处，我很吃惊。我找来材料，看有没有证据，希望能跟我们的临床科室合作，我个人觉得大有希望。这种创新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韩先生对后辈严格要求、热情关怀，也因此得到许多年轻人的拥护。这其中有他自己的学生、也有不是学生的粉丝，多得不得了。我到国外去，有人把我当成了韩济生，有时候来不及解释，那就算了，反正我也受益。甚至还有人以为韩氏仪是我发明的，看来跟伟大的人一个姓还是有好处的。

 

为了纪念韩先生从教60年，在北医工作50年，由学生自发组织了一场“北医百年、有我五十”的纪念报告会，这是非官方行为，一人发起，纷纷响应，但我受难了。很奇怪，有一天我打开邮箱发现突然爆满——邮件都发到我这里来了！我还以为是要庆祝我在北医工作30年，后来一看“50年”才知道不对，不是我而是韩济生先生。每天都有来自全球的几十封邮件，这种情况持续两个星期、一切安排妥当后才停住。学生组织这样的活动是为了表达一种情感，也总结了韩先生为什么能够成为韩先生的原因。

 

我给韩先生写了一幅字：“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语出李叔同。“华枝春满”是指韩先生一生取得的成就以及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天心月圆”，我觉得他已经到了这个境界，这是一个人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在事业、家庭上都十分圆满。就像我们看着天上的月亮一样，散发皎洁、明亮的光辉。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2-12-08 第7版 人物周刊  ）

编辑：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