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第28个教师节前夕举行的“2012年北京市庆祝教师节大会”上，我校药学院张礼和院士被授予“北京市人民教师”荣誉称号并作代表发言，外国语学院韩加明荣获“北京市师德标兵”称号，数学科学学院陈大岳、城市与环境学院莫多闻、历史学系朱孝远、物理学院陈晓林、医学部段丽萍、药学院王夔、基础医学院吴立玲、第三医院徐智、第一医院刘新民、北大附中秦占全等10名老师荣获“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本网将陆续刊发这12位优秀教师的事迹，通过宣传这些“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师德典型，进一步在全校师生中营造爱岗敬业和尊师重学的良好氛围，共同推进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

        老北大时代产生了一大批学识渊博、教学艺术精湛大师级人物，北大精神与教学传统也在教育界享有崇高的地位。在新的时代要求和社会环境下，教学改革，教学方法和理念的创新，绝不能离开优秀教学传统的继承。北京大学医学部王夔院士，谈古论今，为我们讲述了当年教学工作许多宝贵的经验，并指出了当前教学问题的关键。教与学需要互相理解才能共同提高，这篇访谈文章对于教师和学生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写黑板与放PPT——先进的技术就是先进的教学方法吗？

      记者：首先非常感谢王老师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王老师在科研与教学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在宏观的理念思想方面，也有非常精辟的见解。相信您的意见对我们会有很好的学习与参考价值。

     王老师：不用客气。

        记者：这些年，社会各方面对教育的投入都越来越大，教育的规模也是几倍几十倍的增长，但不必讳言的是所谓“教育质量滑坡”的现象也相当严重。搞教育不同于工业生产，按照严格的质量标准，忽视个性，反而培养不出优秀人才。教育面临的问题决不是出一两个什么政策就能解决的，而是要真正理解教育本质、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的问题。本着这样的思路，我们想请您谈谈关于教学，人才培养，以及怎样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

       王老师：我觉得目前的教学，有点像是吃肯德基，都是快餐式的教学。我不太欣赏现在上课的方式和方法。

        比如，从前必须写黑板，现在全是打幻灯。写黑板跟打幻灯、打PPT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写黑板是不断地把自己的思路一边说一边展示给学生的过程，而PPT却是一下子全出来了。讲课好的老师往往是先提出问题，然后引导大家讨论，最后进行分析引导或给出答案。尤其是有数学关联的，他要推导，必然要说清楚自己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引出下面推论等；如果一下子全出来了，学生就不会去思考推论的过程了，而是本着应付考试的目的只记住结论。

       再一个，写黑板有一个1，2，3，4，有一个系统性，幻灯也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幻灯教学局部是一下子放出来，整体系统性却不清楚。看完以后就像演了一些电影的片段，最后要整出一个系统来就必须回忆这些片段。如果学生没有做好预习，就要课后重新花时间整理思路。

        当然我也不是说幻灯完全不好，先进的东西可以用在适当的地方。比如以前用挂图，现在有PPT，Flash之类，看图片更逼真，还有动态效果，就很好。但是不等于数学公式的推导也是用幻灯好。技术的先进性决不能等同于教学方法的先进性，更不能等同于好的教学质量。我还是赞成写黑板，结合学科特点适当的情况下用PPT。我认识的一个数学老师，坚决不用PPT，结果教学评估时就说他这样不行。

        记者：您所说的写黑板的问题我也有体会。写黑板往往有很多粉笔灰，一堂课下来老师弄得口干舌燥，非常辛苦。如果老师愿意写学校不大力提倡也应该给与支持，而不是反对。

        王老师：老师在黑板上写字，对同学也是很大的教育。规规矩矩把字写好也是一个好习惯。现在的医生写的病例都是没有人看得懂的，他认为这个不重要，也许是枝节问题吧。

       记者：我觉得这不是枝节，而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所谓细节决定成败。如果养成了认真的习惯，面对病人，可能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很多时候可是人命关天的。

        王老师：也可以改正一个认识误区，就是认为写的规范了就慢了。其实是可以做到规范而快的书写，就是平时的习惯，练习了。

        记者：现在像什么网络教学，电子教学等，各个学校都在大力提倡。

        王老师：是的。包括本科教学评估，也是要看你PPT做的好不好。这是在误导老师。结果老师把时间都花在怎么把PPT做好，而不是把课讲好了。时间花了而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这是值得我们大家思考的问题。

        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黑板与PPT的问题，而是教学要尊重认知规律的问题。再如过去上课，像我这个化学，除了写黑板，就是要做演示试验。讲台是很长的桌子，后面全是仪器和药物。我经常自己设计试验，做试验教具等。比如做天平试验，天平小了，250人的教室后面的同学就看不清楚，我就自己用铁杆等做了一个一米多的大天平。现场做试验嘛，学生没有办法没有兴趣，这对学习就是一个巨大的促进作用。在这种身临其境的实验和讲解中，学生学到的知识非常扎实。现在课堂上没有形象的可触可感的演示实验，只有图片，不仅影响学习的兴趣，还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比如爆炸试验，以前是会把试剂药品等真实地反应给你看，学生一下子就感受到了；现在用PPT放映，跟电影一样，或者干脆就写一个化学方程式，告诉你会爆炸，自己想象去。

        我几次呼吁像化学物理包括某些生物课程，都应该有这种演示实验。我觉得现在认为先进的教学形式需要重新审视，到底符不符合学生的利益。

        记者：现在的教学评估确实有个很怪的现象，什么事情不是从实际效果出发，而是从所谓的“先进性”与“规范性”出发。

        王老师：是，教学中有一种浮躁的风气，功利思想，喜欢做表面文章，不重视基础与根本。好像写毛笔字，我要先教学生怎么一笔一划的开始，有功底后再教他怎么写的好。现在容易搞一些哗众取宠的东西，热热闹闹，但回头想想学到了什么呢？很空。

二：教以学为主体，不断提高

       记者：您对自己的教学要求是什么？您认为怎样才能把一门课上好？

      王老师：以前教学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本着精益求精的思想，看很多参考资料，写好讲稿，思量着把课讲好，让学生真正吸收好。

      不单是我，那时候的教学要求是每一个教员都需要写讲稿。那时年轻，也没有什么经验，每个人都有一个熟练的过程吧。刚从事教学也是照本讲，按学校的要求把课讲明白，讲的有系统性和完整性就行了。但这也是有难度的，不是谁都可以轻易做到。怎么办？跟着老教员学，写好的讲稿给他们看，提意见。在办公室里面当着其他教员先讲，在教员里面过关了，再给学生讲。常常一个讲稿要修改好几遍。不像现在，不用先试讲，谁都可以直接给学生讲，讲好讲坏也没有什么反应。

       后来慢慢的有经验了，自己也思考着更好的讲授方法。刚好开展教学改革，我就领着别的老师一起做教具。以前的化学上课都有很多模拟试验，我经常修改教材，也自己设计试验和教具。真正意义上的教学，不只是讲课和带实验，而是要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进步。有时，在讲课时还会突然萌发的一点想法，对科研可能有着很重要的价值。

       记者：能否讲一下您在教学方面总结出来的经验与体会？

      王老师：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注重培养学生兴趣，有意识地让学生在“乐”中学习，以学习为乐。一个人只有欣赏这个学科才能学好这门学科。

      一个老师要把课讲好，很重要就是要把思想传达好，要引导学生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保证课堂体系的完整性。

        对于学生尤其是研究生，要注重其独立工作能力和科研能力的培养。久而久之，学生们养成了一种自觉学习的习惯，碰到问题首先自己解决。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教给学生，就象“冰山理论”那样，老师把露出海平面的那部分给学生讲解了，海平面以下的那部分就需要学生自己去挖掘了。听老师讲课，最重要的是得到一个思路和想法，记东西要记住它的意义，这要形成一种学习的习惯。学生真正学到了有用的东西，以后去做科研就有思路有思想，那么我们的科研水平和质量才能提高。大学要教学为主，太重视科研而忽视教学有点本末倒置。

        教师需要不断地自己整理教学思路。重要的是要体会学生的思想，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不能你说你的，不管学生懂不懂，说的很空，自己却认为很精彩。还有，把科研融入教学原则上谁也不反对，但有的老师把自己的科研都讲出来，天花乱坠，离开教学内容太多，这样对学生没有帮助反而一头雾水。

三：优秀的教学传统――传授思想，领悟思路

        记者：您前面提到刚开始教学时，跟老教员学，同事之间也互帮互助。以前还有哪些好的教学传统和方法？

        王老师：从前，我们教学要考察当堂的吸收率。我先讲，讲后当堂或下次上课前测验，看你掌握了多少内容。学生因为有考察的压力或动力，就会认真的预习，思考。这个工作也促进了学生和老师的交流。现在这样的做法，学生、老师都反对，怕压力、怕麻烦。现在是复习都不复习，甭说预习了。结果教学缺少检查，老师糊里糊涂教下去，学生也就稀里糊涂的学下去。好点的，学生可以提问，进行讨论，更多是马马虎虎就过去了。老师基本是下课就走人，很难找到，师生的交流很少，这对基础知识的巩固都是很不利的。

      过去是教员投入的精力多，学生学到的多。现在是投入的财力物力多，学生学到的少。比如说，过去药学的化学跟北大化学系一样160或180个学时，一个老师上50人的课，一个礼拜四堂课，带四组试验，课后有答疑提问辅导，还有开放实验室，做实验可以一直到大楼关门，老师要盯着，还要去宿舍看学生有没有问题，学生跟老师的交流很多。老师对学生花的精力很多，但是钱不多，学生得的多；现在没有每个礼拜的答疑，老师上课后就不见人，老师基本都不认识学生，真是上课来下课走。没有了很好的检查交流机制，学生的基础知识不扎实，得到的少。

        记者：您过去上过很多250人左右的大课，学生水平、知识背景、积极性也有很大差别。您在教学中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呢？

     王老师：这个问题问的好。大课上不好，后面全睡觉。除了我前面讲的吸引学生注意力，启发思考的教学方法之外，那时候整个学习风气非常好，学生积极性很高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学生学习都是很认真的，这跟现在不同。那时教师学生是住在一个院里，经常老师都睡觉了，学生还敲门问你问题。一答疑老师就走不了，都是里三层外三层。当时还采取了人帮人的方法，比如上中下三个层次的学生一个组，好的学生要保证比较差的学生成绩上去。即是对好学生的知识的巩固，也发扬互助的精神。所谓“一帮一，一对红”。老师还会给困难同学开小灶，个别辅导，一个或两三个，再仔细讲。功夫要下到了，差别就解决了。

       现在学生都喜欢自己学，互助精神很少了。其实任何工作都一样，团队精神非常重要，可以说现在绝大多数突出成果的取得，都是良好协作的结果。

     记者：是，当前国际竞争其实主要是组织能力与协作能力的竞争。与教学一样，我们也在“反复强调”，但实际上原来比较好的团队精神却在逐渐丧失。

      记者：现在通识教育受到广泛的提倡与推崇。对于选课制度，以前的燕大也有很多好的传统，您能谈谈这方面的问题吗？

      王老师：医学院校有自己不同于别的大学的特点。首先是医学生的课业重，专业课多就没有太多的空闲时间去上选修课了。其实我们大学几年下来最重要的不是那个知识，而是精神，是方法，获得心智的能力。交叉学科更需要你有充分的自学能力。比如我开始工作时，碰到了电子问题，怎么办？就要自己去找到相关的书籍，资料，去学习，去理会，去应用。而选修课很大程度上是创造交叉领域的机会，而不是单单给你多点知识。尽管选修课深度要比专业课浅，但也要尽可能去理解知识的内在逻辑，理解它的研究方法，学了以后才有意义。现在的选修课都变得花哨了，有用的东西不多，成效也不那么让人满意。上课的人也不大爱听，很多只是为了学分；讲课的人也只是完成教学任务，说说而已。

       记者：您这个看法我很赞成。虽然确实有一些非常好的选修课，但学生因为学分，为学而学的现象确实很普遍。学生不了解一门选修课对于专业和未来工作的意义，学了一些非常表面性的东西，学完就忘了。

       王老师：像《论语》，“百家讲坛”于丹讲《论语》很多人看，但如果我们开《论语》课就不能那样讲。于丹是一字一句把论点告诉你，这样能有多少收获？我们不强调本身能掌握多少，而是通过这门课讲清楚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一些必要的争议也要摆出来，启发学生自己思考与判断，学到怎么做学问，做人的道理。

       举我一个上大学时的例子。我听过几门对我收获很大的课，如甲骨文，枯燥吧。讲课的是陈梦家，新月派的最后一个诗人。陈梦家老师上课，眼睛都不看同学，但是甲骨文那么枯燥的课，他让我们都听的很有兴趣。他教我们怎么把古代的甲骨文解剖分析变成现代的字，教你怎么分析，经过逻辑推理，旁征博引最后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记住他的原因，不是因为还记得甲骨文，而是他分析甲骨文的方法，他解决问题的思路，一辈子都有用。如果按现在的标准评估他讲课，打不了高分。怎么评估教学工作，不是听一次课所能下结论的。

      当年上燕京大学时，我还选修过林耀华先生的社会学。他主要讲怎样用调查方法研究人类发展史，其中有一个研究方法，就是寻找迷失的环节。这个研究方法到现在还指导着我的研究，在研究细胞内发生的化学时间的前因后果时，我都在寻找着迷失环节。我不是社会学的学生，社会学的知识对我用处并不大，而且老师讲的关于社会学的内容我现在基本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我从那个老师那里获取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我，被我应用者。我教学时也尽量把自己的思想教给学生，也强调研究方法，学习方法。很多老师，比如袁翰青、梁树权、张青莲、张滂等老师，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治学之道终生受用。

四：交叉学科的挑战——当成学习的机会

        记者：您对学习新知识非常得心应手。从化学物理到医学，现在电脑也非常熟练。现在跨学科的研究工作越来越普遍，您能谈谈这方面的经验吗？

       王老师：我接触医学的机会比较特殊，从1949年就开始带协和医学院的化学实验。我经历过大跃进，经历过文革，到附属医院参加医疗实践，在门诊和病房里“蹲点”学医，去大队“帮助”赤脚医生推行合作医疗。最长的一段时间是被派去西双版纳当了一年医疗队员。可以说我的医学知识大都是从临床医学中来的。经过这样的磨砺后，我可以看医学书，去分析并在临床中总结出化学问题。

       解放后有过多次教学改革，指导思想多变，但是“理论联系实际，基础联系临床”的原则不变。我本来是不懂医的，但我的观念是“有机会就学”。在医科大学几十年的教学、研究与实践中，涉及许多医学、临床医学的内容。与医生接触很多，时间长、关系深，他们有什么问题我会帮着解决。对于经历过的很多事情，好坏有时候全取决于你自己的态度。如果你认为把一个学化学的派去弄自己全然不懂的医学，是为难你，你觉得没有意思，应付着混日子，那就没有什么希望了；但如果你把这当作一次学习的机会，就会学到很多东西，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学医的不太懂化学，而学化学的又不太懂医学。我与医生一起讨论病例，我认真听，也发言，提出的观点不管是对不对，都是思想的交流。其实什么事只要有心，就不难。我虽然至今仍然不算是医生，但是多年的经验已使我在医学中某些方面达到或接近学科层次的了解，能够听懂医生说的和书上写的内容。正因为这样，我得以在医学和化学之间搭桥。不然，你不理解他的医学，他不理解你的化学，你说你的，他说他的，门里门外，怎么能说是交叉学科呢？交叉学科要真正融会贯通才有意义。当然知识需要靠一点一滴慢慢的积累，快不得。

五：教学与科研孰轻孰重?

     记者：您怎么待教学与科研的相互关系？

      王老师：科研和教学的关系是老问题了。但是现在大家都不提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文革后十几年来，学校也在不断的讨论教学与科研的矛盾，但这个是领导说了算，老师只是执行政策，做不了主。以前的研究生没有学位的概念，学完就可以了，科研可以说没有太多的要求，更多是兴趣吧。那时我还比较年轻，感受不多，老教授就深深体会到科研的不足。研究都是靠自觉的，没有谁给你压力，再者就是完成一些国家任务。另一个经费也不够，当时是没有科研经费的，都是从教学经费里面匀出来，不像现在有各种专款、基金，科研成果也直接跟职称的评定挂钩。这些都成了无形的东西推着你走，推着你花更多的精力与时间在科研而不是教学上。我一直认为大学应该是教学的地方，科研可以辅助。偏偏我们对学校的评定，更看重科研，而不是教学。

        科研与教学的双重责任孰重孰轻没有界定好，有的地方也引发了上课老师频繁换的问题。为什么？还是跟老师的教学与科研任务有关。1，老师要有教学记录，不然怎么评职称？可是课只有一门，只好大家分摊。2，真正一个人能讲到底的人少了。能把一章讲好，但是从头讲到尾的人少了，注重科研使老师专业化太强。3，没有时间从头讲到尾，要做科研呐。老师频繁换，课堂体系的完整性就难保证了，对一些基础性、系统性强的课程尤其不提倡频繁换老师。

附：王夔院士简介

    王夔，生物无机化学家。1949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化学系。1949-1952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其后一直在北医工作，现任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医学院及北京医科大学药学系主任及药学院院长、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主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7，8，9届全国政协委员等。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50年代，他在国内较早开始系统研究有机试剂，成为国内有机试剂研究方面的学术带头人。

  60年代开展分析化学中的金属离子的掩蔽问题的研究，获得了多种金属离子的络合掩蔽顺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

  70年代末以来，他倡导和开展了细胞生物无机化学研究，是我国生物无机化学研究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之一。

  90年代后期，他集中于稀土生物效应的化学基础，解释稀土金属离子生物效应的两面性和非线性浓度依赖关系。近年来，王夔教授的研究扩展到生物无机化学的诸多新领域，涉及神经退行性病变中金属离子的作用（铁/铜离子）；金属离子-活性氧/信号系统-细胞（增殖、分化和凋亡）对生命过程的干预和调节机理；含矿物中药的药效和纳米尺度效应的关系；建立细胞层次上包含分离-筛选的扩展的ADME/Tox适合中药研究的平台；基于调控病理脱矿的防治骨质疏松药物研究；硬组织化学和口腔保健用品研究。

  目前，王夔教授还提出建立预防药学学科，做出基于干预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预防药学研究的计划。

  主要研究成果：结合金属中毒与解毒提出大小分子配体对金属离子竞争的数学模型；提出自由基引起软骨细胞分化异常、基质异常、矿化异常的大骨节病发病机理；提出胆红素氧化聚集和钙化的色素型结石形成机理；发现在顺铂及其类似物与细胞作用中的一系列化学反应，确定DNA以外的其它靶分子；发现稀土跨膜转运的自助扩散机理和阴离子通道机理以及在与细胞作用时发生的若干反应和有关生物效应。

  曾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药学院供稿 作者：郭九苓 李燕红）

编辑：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