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考入北医到今天整整51年了，无论是上学读书还是参加工作，无论是在西北生活还是在国外进修，我的北医情怀从没有衰减过。回想起来，我们读大学时立下的一句誓言“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算是基本实现了。

　　一、大学生活

　　我是1961年考入北京医学院的，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最艰苦的时候。卫生系的食堂是在一座旧工棚改造的，冬天冷得出奇，再加上没的吃，显得格外寒冷。然而那时人们没有怨言，究其原因更多的是当时的思想工作和干部表率作用，周总理和我们一样吃白薯面的窝头。当时有学雷锋、学焦裕禄等一系列活动，看的小说也是《红岩》、《青春之歌》、《苦菜花》、《迎春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学的课本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每个人都满怀热情。至今，我仍然常常想起刚刚入学时那些天真、纯洁的日子。尽管生活非常艰苦，但是同学们各个精神焕发、摩拳擦掌，都想把集体的事办好，大家就像一个团结的大家庭，温馨和谐。

　　大学期间我坚持每天写杂记，如今保留下来的这些字迹帮助我回忆起许多往事。其实大学阶段可以说是人生最美好、多彩的阶段，那时我们年轻，求知欲特别强，肯上进，不服输。即使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还有“学雷锋”、“又红又专”、“四清”（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活动，大家也从没放弃过学业。

　　北医的医学基础教学虽然过于严格，但确实对我们掌握知识大有裨益。那时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很高，自由度也大。比如生理课我除了听周佳音教授的课以外，还可以去听王志均教授的课，只要有时间，你就可以选听自己喜欢的课。至于自习时间那就更自由了，当时学生的文化活动、体育活动非常丰富，所以才能有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我认为这17年的教育应该算是成功的。

　　在大学二年级时，我到学生会担任了群众文化部部长，群众文化部管辖范围很广，包括文工团（有舞蹈队、合唱队、民乐队、西乐队、话剧队）和各系的群众文化活动。每年有全校的文艺汇演。当时在跃进厅经常举办舞会，伴奏的是自己的乐队。北医女生多，而周围的钢铁学院、地质学院、航空学院、石油学院、矿业学院却男孩子多，只要一开舞会，兄弟院校的学生都愿意来参加。北医的西乐队当时名声很大，连中山公园五色土的周末舞会都请北医西乐队去伴奏。

　　北医学生会群众文化部的力量挺强，佟效恭是文化部副部长兼合唱团团长，纪大年是副部长兼民乐队队长，洪文倩是副部长兼舞蹈队长。北医的学生合唱团非常大，佟效恭曾经学过声乐，所以组织起来得心应手。国庆15周年人民大会堂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大合唱队里就有北医合唱团100多人。我这个部长其实没多大本事，只不过起个组织作用。那时学生会和工会、党委宣传部都有广泛的联系，所以让我认识了更多的同学和老师。

　　从高中到大学，我们几乎每年都会有下乡劳动。印象最深的要数到长阳农场收稻子。在那里我们睡的是用稻草和席子垫起的地铺，每天都高高兴兴地上工。吃的是农场刚刚收获的新稻米饭，而且是不限量。男同学一般每顿饭都要吃8两红豆米饭，那是我这一辈子吃的味道最香的米饭。记得晚上大家联欢，刘昶庭跳的新疆舞、杨则宜唱的《草原之夜》是最受欢迎的节目。从长阳回北医的路上，我教大家唱自己编写的歌“劳动锻炼二下长阳”。那情景深深地烙印在了同学们的心里，多年后的同学聚会，大家还会饶有兴趣地提起那一幕。

　　1963年我们完成了基础课学习进入临床，在北医三院的临床课和实习使我掌握了诸多临床技能，对后来的职业生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时，我们是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在内科实习，我们24小时不离开病房，当时在大内科，呼吸、消化、心血管甚至血液病病人都住在一个病房。在病房值班，可以接触到各式各样的病人，而那时的病人特别尊敬医生，不管是主任还是实习医生，病人都会很好地配合。在外科实习，我们都有动手机会，见习期间就可以作痔、漏、阑、疝手术了。在牙科实习，我们可以拔牙，甚至拔除智齿。在骨科，人人会处理骨折、关节脱位。在放射科，必须学会透视和冲洗X光片……早期接触患者，早期进行临床操作使我们的临床能力迅速提高，而且是全面发展。

　　我在外科实习时，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已经能我独立完成阑尾手术。记忆犹新的是我完成的第二例阑尾手术，患者是一名体育学院的学生，局部麻醉后，老师告诉我要尽量把切口开小些，刚刚打开腹膜就看到了发炎的阑尾，切除非常顺利，最后切口只缝了3针。术后第二天，患者就下地活动了。

　　从1963年起，每年7月份都有一场北京市应届毕业大学生报告会，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彭真市长主持报告会，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场作报告。他总是鼓励毕业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报效祖国，报效人民。1963年和1964年我作为北医学生会干部参加过两次报告会，深深受到鼓舞，从那时起我就立志毕业后到西北去工作。

　　“文化大革命”使我本科毕业后读研究生的梦想破灭了。大学生活的最后两年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度过的。1968年我乘上西去的列车到甘肃去工作，（那一年我们班108名同学，107个人被分配到西部地区）这一去就是10年。然而我那破灭的梦在1978年又圆了。恢复研究生制度的第一年我又考回北医读研究生了。我和我的同学一样，再次踏入北医校园时，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只是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失去的青春补回来。

　　二、北医的文化

　　如果问我什么是北医的文化，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崇尚学术。

　　记得我入大学的第二年，恰好赶上北医庆祝建校50周年。庆祝大会在跃进厅举行，胡传揆校长、杨纯书记和卫生部、教育部的领导都在庆祝会上讲话，当时给我们这些大学生的印象就是，北医经过50年的洗礼，已经进入知天命的时代。当时北京医学院是全国16所重点高等院校之一，也是唯一一所医学院校。

　　在我们这些学生眼里，“又红又专”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所谓“红”就是当时讲的突出政治，就是听党的话，就是遵守学校的校规；所谓“专”就是掌握坚实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专业技能，练就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当时学校里有不少学术权威，像马文昭、沈钧淇、林振刚、胡传揆、李肇特、刘思职、叶恭绍、刘世杰、王序等，这些学术巨匠为北医的发展呕心沥血，他们有的曾经在国外获得了很高的学术地位，但毅然回国从教。这些人在学生的心目中就是榜样。尽管他们当中有的人是“右派”，但他们在学生当中仍旧是学术的榜样。

　　记得我在二年级学生化课时，带我们实习的杜国光老师无论从学问还是教学方法上都非常出色，但是我们听说他曾经和自己的导师刘思职一起，因为提意见被打为“右派”。那年小组元旦晚会，我们请他参加我们的活动，这使他非常感动，直到15年后我考上研究生又回到北医时，遇见杜国光老师，他还提起这件事。其实我们学生所看重的还是老师的学问（学术）。

　　北医的发展靠的是自己的文化底蕴——崇尚学术。无论是建校初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文革”之前，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北医总是默默地在学术之路上奋进。北医的学生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成长的。

　　在北医读本科时，学校一直强调的就是“三基（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基本技能）、三严（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记得我们的解剖学考试，考前老师给了120道题目，那都是最基本的解剖内容。口试时考官可能随时增加考核内容，而增加的内容就是属于操作性质了，譬如让你在大体标本上寻找某一神经的分支，寻找某一血管等等，这些内容都是平时操作应该掌握的。病理解剖考试时，给你一份病例和相应的病理标本切片，允许你带任何参考书，半小时准备以后让你分析这个病例。这种严格的考试锻炼了学生的逻辑思维，现在想起来的确是受益匪浅。正是由于“三基三严”的要求，养成了我们认真学习的习惯。“三基三严”保证北医培养了一批批合格的医学人才。

　　1978年，我回到北医读研究生，那时刚刚恢复的教学工作正经历着拨乱返正的阶段，韩济生、王志均、王夔等学术大家为了北医的学术进步呕心沥血。研究生的课程安排全都是紧跟国际医学发展的前沿。进入21世纪，韩启德校长提出了博士研究生毕业必须有SCI收录杂志发表的文章，这曾经在学校乃至国内高等教育领域掀起轩然大波。但实践证明了这个要求对于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随后学校又提出了“不唯SCI论”，鼓励导师和研究生开展深入的科学研究，发表高水平的科研论文。这些旨在提高北医学术地位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确保了北医在国内医学教育界的学术领先地位。

（人民医院     李春英）

编辑：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