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王德炳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的一个中医世家，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中医。父亲是方城县中医医院的院长，是他人生的启蒙老师，从小就在他心灵深处播下了“医乃仁术”的种子，王德炳很小的时候就立下志愿一定要学医，长大了一定要像父亲一样治病救人、拯救生命。　　

　　初识北医：那一年，他十八岁

　　1955年，王德炳考入了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开始了五年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那段青葱岁月，是王德炳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之一。

　　当时尚未竣工的北医校园很大，校园环境、住宿条件、教学条件和校园文化都非常好。每间宿舍住6个学生，楼内有公共的洗澡间和公用电话，还有专人打扫卫生。王德炳考入的是医疗系，共240人，分为9个小组，相当于现在的“班”，每个小组30左右，王德炳在四组。

　　北医有一批德才兼备的教授，言传身教，不仅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教育青年学生。当时给王德炳上课的生理系王志均教授，就是这么一位老师。那时候医学系在一教上课，现在看一教没有什么新鲜的，当时觉得非常新鲜，上课时还可以放电影，教室里有个小的自动发电机，放些科学纪录片。王志均老师总是喜欢手里拿个小电筒，讲课的时候用它来指点，跟现在用的红外线笔功能差不多。记得当时王志均教授通过加拿大的两个高年级学生在实习期间发现胰岛素的事例，教育大家一定要注意学习如何发现新知识，如何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对待科学研究。北医的老院长胡传揆教授，身后捐献遗体，解剖骨架，作为教学标本，放在了解剖楼5楼标本陈列室里，对后人是一种极为深刻、直接的教育。

　　北医以重视基础闻名全国，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所有考试都是口试。北医秉承“三基”、“三严”的教育理念，“三基”指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三严”指严格、严肃、严谨。“严”到什么程度？学生缺一堂实习课，必须补，如果不补，就不能参加考试。平常考核不合格也不行。比如组织胚胎课，需要学生自己画图，画人体的某个器官，完成后交给老师，算作一个实习报告。分析化学课，每一次都要有实习报告。生理课，当时还用纪纹鼓，比如做青蛙实验，把鼓熏黑后，用笔在上面画曲线，现在这个方法已经不用了。20世纪50年代国家受苏联影响很深，考试按苏联的模式分为五级分制，考场布置严格，考试采取抽签形式，抽签的同学进去考试，口试时，三个老师考一个学生。考试时，现场一问一答，你根本不知道谁会提问你什么，想作弊是根本不可能的。第一次解剖课考试给王德炳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夏家骝、苏醒和李学愚是当时他的三位主考老师。考试题是肝的解剖及血液循环，答题后，苏醒教授提问：为什么医生检查病人要站在右侧？时隔多年，苏醒老师已经不在，王德炳教授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现在的学生一般放寒假和暑假，王德炳念书的时候，北医还给学生放春假。利用春假，王德炳所在的班级经常组织集体活动，每年四月的3、4号大家一起去登八达岭长城、爬香山……王德炳所在的四组是一个非常团结的集体。有次体育课，年轻的王德炳跑百米用了14秒多，但由于用力过猛，扭伤了膝关节，同学们帮他打饭、搀扶他上课、从各方面照顾他的生活，让背井离乡在外学习的他倍感集体的温暖和同学之间的团结友爱。那时的院刊叫《新北医》，王德炳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校刊上，文中谈了他对所在集体的感受，后来他还成了《新北医》的通讯员。

　　大跃进时期的狂热

　　1958年，学校组织学生们打麻雀，当时王德炳正在读大学三年级。所谓打麻雀，就是不让麻雀落下来歇脚，也就无法落地和吃到食物，让麻雀一刻不停地飞，最后饿死，累死。为了达到阻止麻雀休养生息的目的，人也快付出和麻雀差不多一样的代价。不能休息，许多人每天与麻雀赛跑，追着，叫着，喊着，嗓子喊哑了，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跑得腰酸腿疼。为了把麻雀从原本属于它们领地的屋顶和树上赶走，人还要不停地舞动着旗子、秆子、衣服、毛巾，响着锣声、鼓声、鞭炮声、脸盆声，到处都跟炸了锅一样。打麻雀带有儿时游戏的感觉，男女老少乐此不疲，这种人人参与的群体运动很容易感染人。王德炳所在的班级负责离北大医院不太远的后海一带，当时王德炳置身于打麻雀大军中，也曾挥舞着竹竿、红缨枪，敲着锣，打着鼓，又跑又喊，震慑麻雀，场面虽然荒诞，却在当时带给学生们许多欢乐。

　　1958年5月，王德炳与同学们一起作为高校大军，参加了十三陵水库劳动。当时北医组成了“长江团”和“黄河团”两个团，全校师生都要参加。校本部这一部分叫“黄河团”，由党委常委、宣传部长曹瑞带队，总领队是当时党委副书记彭瑞骢和院长助理刘起；“长江团”由各医院组成，北大医院党委书记高兴为领队。

　　北医是“五一”之后去参加水库建设的，当时王德炳已经在北大医院实习，属于“长江团”。大家从学校出发，背着行李，步行到西直门车站，然后坐火车到沙河，又步行到十三陵。“长江团”的劳动分“阴阳班”，王德炳当时被安排在下午3点干到晚上11点时段劳动。“黄河团”不分班，上午干。

　　十三陵水库建设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红旗招展，即使今天回忆都感到一种震撼。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强度相当大，但是所有的参与者都干劲十足，大家比着干，挖土的，肩挑的，手抬的，推小车的……当时王德炳所在的劳动小组接到的任务是把挖出来的土运走，当时的劳动工具很简单：扁担、竹筐、手推车。高年级学生多是挑土，挑土也有说道，要挑“窝窝头”，“窝窝头”是指筐里的土要冒尖，呈窝窝头状，要拍打实，形状越高越好。大家都比赛挑“窝窝头”，你追我赶，看谁挑得多。劳动虽然艰苦，但人们的思想都比较单纯，并且乐于付出，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学生当中，如果谁因为生病而不能够参加劳动，感到的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会急得哭，坚决要求去。有一句话叫“轻伤不下火线，重伤才进医院”，表现了那个时代人的一种精神面貌和工作状态。各路劳动大军都组成了连队，有什么“钢铁连”，“保尔·柯察金连”，叫起来硬邦邦响当当的，充满着干劲儿。每个连队都插着红旗，你追我赶，一片沸腾的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特别是晚上，工地上更为壮观：电灯一片明，红旗一片红。用“火红的年代”比喻当时的情景相当贴切。

　　十三陵的劳动极其艰苦，谁要说不累肯定是假话，但是，大家都鼓足了干劲劳动。王德炳当时也是卯足了力气拼命干，手上磨出血泡，肩上压出血印，苦是苦点，累是累点，但是精神是愉快的，那样的场景和氛围，给人一种无形的力量，至今回想起来仍让人感动。那种极高的热情、冲天的干劲，给人以鼓舞，而人的意志和品质得到了锻炼和升华。

　　1958年，王德炳与班上的另外十名同学一起，作为高校优秀学生被北京市委选中参加长山岛野营。长山岛位于山东半岛，地势险要，是军事要塞，也是北京的门户。大家乘坐军舰从天津到长山岛，受到了当地驻军的热情欢迎。王德炳和同学们一起在长山岛度过了难忘的时光，不仅参加了军训、打靶，而且参观了用来防原子弹的地下坑道。而最让王德炳终生难忘的，是长山岛上的一次夜行军。在事前对行动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大家突然接到通知，要求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内整装待发，而且不许开灯。一时间大家都变得非常紧张，赶紧背上背包，扛上枪，等待出发命令。之后大家坐上小船，向蓬莱岛驶去。记得很多同学都是第一次乘船在大海上航行，不少人都呕吐起来，样子有些狼狈。长山岛野营是一次难得的军事锻炼机会，野营结束的时候，同学们与当地的驻军官兵依依不舍，互赠礼物。

　　走入人民：从此结下不解之缘

　　1957年，王德炳进入了临床实习阶段。那时北医的临床实习条件比较差，开始大家都住在背阴胡同，这里除有一栋楼房由女同学住以外，基本上都是平房，而且没有暖气，得自己烧煤。即使是这样，当时西单背阴胡同仍然是北医临床学生的大本营，老北大医院在那儿，有几十张床位，后来变成了学生宿舍，再后来给了中央组织部，学生则搬到了离北大医院不远的草岚子宿舍。王德炳实习的时候也住在背阴胡同，在府右街（北大医院所在地）听课。听桥梁课的时候分两部分上，一部分在府右街，一部分在院本部。当时北医本部周边全是农田、菜地，地处府右街的北大医院和地处阜成门的人民医院，把到院本部办事叫“出城”，院本部的人到他们那里办事叫“进城”，直到今天北医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同志还是有这样的叫法。

　　1958年10月，王德炳进入人民医院实习。原来240人的大班分成了甲、乙两个班，甲班100多人在人民医院实习，乙班100多人在北大医院实习。王德炳被安排在甲班，并担任学习班长。由于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皮科、眼科等科室规模小，没有病床，轮到上这些课的时候，甲班同学要到北大医院去上，北大医院专业齐全，即使这些小科，也有病房。

　　人民医院建院之初仅有100张床位，几十名员工，200人次的门诊量。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侵占北京，关闭了协和医院，包括内科的热带病学教授钟惠澜、妇产科的林巧稚，以及关颂韬、谢元甫、谢志光、孟继懋、司徒展、林斯馨、冯传汉等一批协和医院的著名专家来人民医院就职，并对医院进行了改组。1945年起钟惠澜博士任院长，他用协和医院的传统管理人民医院，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医学骨干，为祖国医疗卫生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这批专家不仅把精湛的医术和为病患热忱服务的态度带进了医院，而且开创了医院勤恳敬业、精益求精、热忱负责、诲人不倦的优良传统，他们不仅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还具有极强的科学研究能力，为人民医院奠定了医、教、研结合的良好基础。随着医院的迅速发展，1984年6月，西直门立交桥西南侧的新医院工程奠基，经过8年的努力，1991年4月全面投入使用。新医院建筑面积6万余平方米，设施先进，医疗条件获得较大的改善。1998年底，近2万平方米的科教楼竣工启用，为医院教学科研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加完善和便利的条件。

　　王德炳在人民医院实习那年，是人民医院成为北医附属医院的第一年。为了让同学们尽快掌握知识，1959年学校开展了教育革命和教育改革，对实习学生采取了“单科独进”的教学方法，比如内科，固定几个月的时间内都学内科，之后，换外科，同样固定几个月，妇产科、儿科等类同。而不是今天讲这门课，明天讲那门课，老师讲的不集中，学生听的也零零散散的。在一个科固定实习的几个月里，实习主管的病人也就在这个科。这种集中学习的教学方法，优点表现在系统掌握知识，与临床结合紧密；不足的是缺乏和其他疾病的联系，因为疾病不是单一的因素，它是互相影响的综合性问题。刚进入临床的时候的学生还处于临床见习阶段，离实习还有点距离。见习期间，也要管病人，直接与病人接触。24小时内完成大病例，病例书写的要求很严格，在上级医师指导下开医嘱，进行必要的临床技能训练等。人民医院对基本功要求相当严，每个病房都有一个小化验室，要求学生自己做血、尿、便三大常规化验。每个实习生要管4到5个病人，王德炳所在的甲班和病人关系处得非常融洽，过年的时候会收到许多病人送来的贺年片，病人也成了1959年到1960年间和王德炳见面最多的人。管病人可以培养实习生独立的工作能力。王德炳曾带着一个慢性肝炎转肝癌的病人到中医医院去会诊，这种与病人的直接接触及管理，虽然辛苦，却可以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增强对病人的责任感及对自己的一种自信。

　　说起王德炳为什么会选择血液病专业，王老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1958年在人民医院实习的时候，病房里有一位年轻的工人，是劳动模范，患了再生障碍性贫血，当时大出血。同学们都争着为他输血，他是A型血，而王德炳是B型血，虽然为他输血的心愿没能实现，但他在临死前那种渴望求生的欲望和充满期待的眼光却永远印记在了王德炳的脑海里，那一刻，他立下志愿，一定要做一名血液病医生，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挽救过来。另外，当时人民医院血液病专业基础比较好，也给了他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信心。

　　5年的大学生活丰富而多彩，前2年半王德炳在校本部，享受着安静的教学环境和崭新的生活环境。后2年半在人民医院和北大医院实习，严格的要求、以及著名专家教授的指导，开启了王德炳未来事业发展的大门。王德炳回忆说，在北医的5年学生生涯在他的人生中极为重要，是他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和知识能力储备的阶段。“没有北医这5年的培养，也就不可能有我在这个领域内后来的发展。对这一切，我心存感激，永志不忘。”

（人民医院）

  编辑：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