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北大医学部，百年庆典。

 

庆祝百年大寿，本该有个隆重的仪式，校友如云，高官纷至，礼敬有加。这样做，虽也应该，却总免不了“骚扰”那位特别朴素又特别喜欢安静的老人——疼痛医学的开创者韩济生院士。他真是北医的老人了，现年84岁的韩先生，在北医已经工作了整整半个世纪。

 

他的学生们，不知是谁出的主意，自发地在校园里的一间教室里举行一场特殊的纪念会，请几位老友细细地谈论他们的导师，与百年沉淀有关，与五十载风雨有关。

 

没想到来的听众那么多，能容纳200多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许多学生挤满了过道，甚至堵住了门口。更没想到的是，韩启德、杨雄里、王德炳、王旻，这些中国医学界的先生泰斗们，和学生们一起端坐在台下。

 

卫生部部长陈竺送来了他的题词——“献身基础医学教育一甲子桃李满天下，弘扬针刺原理研究半世纪惠泽全球众生”。这两句话，32个字，是对韩济生院士一生最好的注脚。

 

 

韩济生出生在浙江萧山，父亲是镇上仅有的两个西医之一。父亲师从外国传教士，后毕生行医。没有受过系统医学教育的父亲希望儿子能真正学医，普济苍生，遂取名“济生”。韩济生此后一生不负所望，在针灸阵痛领域创造了东方奇迹。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些医生已经开始利用针刺穴位进行镇痛麻醉手术，比如摘除扁桃体等。虽然针灸镇痛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临床经验，却一直被西方视为东方巫术——缺乏实证基础的中医本身很难对针灸镇痛的原理作出解释。

 

1965年，周恩来指示卫生部要组织力量研究针刺麻醉原理，时任部长钱信忠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北医。9月，讲师韩济生接下了这项任务。

 

针灸，对于接受系统西医教育的韩济生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甚至在一开始时，连他自己都不相信针刺有这么多功能。

 

针灸真的能镇痛吗？

 

韩济生认为，要知道“为什么”，必须先确定“是什么”，一切都需要从现象到本质，确认事实才能开始研究。他和同事们在194名正常人和病人身上，详细观察记录了针刺镇痛的规律。他们发现，在人体的一个穴位上连续针刺30分钟，不仅在穴位附近产生镇痛作用，而且在全身都有明显的镇痛效果，把针拔出后，镇痛作用并非立即消失，而是每16分钟下降一半。韩济生从这一现象推论：针刺时体内产生了具有镇痛作用的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可能主要在中枢神经系统发挥作用。

 

后来的研究证实了韩济生的猜想。中医用传统经络概念解释针灸，很难得到以实证为基础的西方医学体系的理解，韩济生改用神经理论来论证，就像是在针灸和西医间搭了一座桥——相对于中医理论中的阴阳、五行等玄而又玄的概念，针刺穴位产生脑啡肽、内啡肽等镇痛物质，则是能被实验复制和证实的。

 

有了这些研究成果，1979年韩济生第一次走出国门，站到了波士顿“世界麻醉药研究学会”的演讲台上，以确凿的实验数据和创新的神经学理论解释了针灸原理，使西方医学界长期存在的“针灸不科学”的偏见开始改变。

 

20年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召开听证会，在全球范围内召集了1000多名专家讨论关于针灸是否科学、应该具有何种法律地位的问题。韩济生作为直接接受美国卫生部科研基金资助的科学家，被安排在第一个作自然科学性质的大会报告，对于针灸疗法具有化学物质基础的发现作出了科学阐述。听证会得出最终结论：针灸在止痛和止呕吐方面有确实的功效，这两个结论都是有科学根据的。从那以后，美国的医疗保险公司开始为这种治疗方式付钱。韩济生将中医的精髓针灸，推向了全世界。

 

 

许多疼痛病人对“韩氏仪”并不陌生。这台比手机略大一些的便携式仪器，汇集了韩济生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与心血——只要把邮票大小的电极贴在穴位表面的皮肤上，通电流进行刺激，就可以发挥和针灸类似的作用——这为针灸在临床的应用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韩氏仪在镇痛、戒毒、孤独症和辅助生殖等多个领域应用广泛，疗效也不错。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小小的、看似简单的韩氏仪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韩先生的老友韩启德半开玩笑地说：“我老是在陪着韩济生受骗。”

 

第一次进行韩氏仪的知识产权转化，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韩先生说当时自己对比了几家有资质的企业，其中一个企业老总的话打动了他：“老同志，我也是知识分子出身，‘老九’不会骗‘老九’。”

 

但事实上，“老九”还是会骗“老九”的，特别是当后者缺乏知识产权和商品化基本知识的时候。这次合作双方不欢而散。

 

2006年，韩济生所在的北医神经科学研究所与南京某电子公司合作成立新公司来生产推广韩氏仪。韩济生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热闹的签约仪式，但后来冷冷清清的结果再次让他失望。

 

“他们原来的生意很赚钱，相比之下，韩氏仪是个要花大力气做临床研究来证明疗效、推广比较慢、周期比较长的产品，他们做了一阵就不做了。”韩先生语气中透着无奈，“现在我们要收回来自己做，朝着产、学、研一体化的大方向走。”

 

虽然韩氏仪里包含了韩济生太多的心血和感念，但他对其功效却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科学态度，一个病一个病深入细致作“转化医学”研究，不夸大，不缩小。韩济生像一个平衡器，平衡着将韩氏仪疗效被夸大和被忽视的两种极端。

 

 

1995年，韩济生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他和夫人朱秀媛教授拿出其中的一半奖金设立了北医基础医学院“求索奉献”基金，用于奖励辛勤工作在第一线、却鲜少能申请到额外经济补贴的青年技术员。之后他们又选购了一只水晶花樽送给韩先生的导师吴襄教授。

 

时至今日，提起恩师吴襄，韩先生依然难以自抑，几度落泪哽咽，不能平复。1995年12月底，韩济生收到大连医科大学的来信，得知恩师去世的噩耗。信中说，吴襄教授在弥留之际，坚持向家人要过了笔和纸，要给韩济生“写几个字”。“他写的字都像画连环圈，认不出来，写了一会儿后再也无力写了，不久就去世了。”韩先生擦拭着泪水，“他留在世间的最后字迹，竟是对自己43年前学生的叮咛。”

 

每年农历大年初一，韩济生和家人定会去探望恩师季钟朴先生，多年来雷打不动，即使在季老师住院期间也不曾改变。季钟朴先生2002年2月12日农历大年初一凌晨作古，那之后的每一年，韩先生还是会携夫人一起拜访师母。

 

两位恩师的人格力量对韩先生的为人处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世纪60年代初物资奇缺，韩济生和夫人眼见着季钟朴先生日渐消瘦，就将辗转购得的两罐奶粉留了一罐给季先生，没想却招致一顿批评。

 

“他批评了我们，很严厉，他说他不能随便接受任何礼物，这是规矩。最后他让我们把奶粉拿回去给孩子吃。”

 

这件事韩先生记了一辈子。后来，某单位审批学位点请他来填写专家鉴定意见，顺便送上2000元表达谢意，他只按审稿标准收了50元审稿费，其余悉数退还。

 

在一次研究生毕业典礼上，韩济生问了他的学生们三个问题：

 

“今天你们是学生，明天就是医师、药师，后天可能当院长。你们看病拿不拿红包？开贵重药品和检查单拿不拿回扣？对那些令人深恶痛绝的坏风气能不能从我开始改变？”

 

 

韩先生的夫人朱秀媛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将丈夫比作一台双核电脑，“有敏锐的感受器和持久稳定的效应器”，跑了几十年，不知停歇。

 

他每天四点多起床，总有忙不完的事。为了省时间，他上楼梯常常两级并作一步。晚上工作到深夜，睡眠时间很少。有时白天连续工作，实在太困，就在书房地毯上倒地而睡。他倒背双手当枕头，当双手发麻、感到不适时，人自然就会醒来，再接着工作。80高龄运转依然。夫人总是抱怨他白天忙得说不上话，晚上躺下就呼呼大睡。儿子韩松平今年打算回国工作，本以为终于能得享天伦之乐的朱教授却再次希望落空——“情况不仅没有好转，他现在天天忙着跟儿子讨论学术上的事，工作上的事，他俩总有说不完的话，跟我说话的时间比以前还少了。”

 

“她大概是有点‘吃醋’吧。”韩先生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其实对夫人，他一直饱含歉意。在60多年前的上医校园，韩济生邂逅了自己的终身伴侣朱秀媛。二人一路相伴，从南到北。谈到夫人，他既自豪又抱歉：“夫人是很成功的药学家，人工麝香就是由他们最初研发的。她在家庭上付出的比我多得多。”

 

儿子韩松平和女儿韩一虹都选择了与父亲同样的路，北医毕业，从事医学生物学研究，还都喜欢摄影，家里的照相机可以追溯到60年代早期。女儿一虹回忆说：“爸爸喜欢自己冲洗照片，我和哥哥就帮他用被子挡窗户，自建暗房，兴奋得一晚上都睡不着。”韩松平的摄影作品在美国多次获奖，这次北医百年韩先生报告会纪念册封面，也是他拍摄的一幅落日图——“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韩济生说这是用来哄哄老年人的，引发台下学生的一片笑声。但台下那些自发组织这场报告会、不远万里飞回来参加这场报告会的学生们，不正是活生生的“漫天彩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