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路心语】你问我怎么看待死亡
【编者按】医学部党委宣传部自2014年6月启动了“医路心语”主题征文活动, 广大师生积极参与投稿,从求学、从医、教学、科研等多个角度,分享了自己在读医求学之路、教医育人之路、行医问诊之路上的故事与感悟,感情真挚、发人深思、引人共鸣。北医新闻网特开辟“医路心语主题征文”专栏,从众多稿件中择优摘编刊登,以飨读者。
平日里和同龄朋友聚会,行外的朋友常会问我用什么心态看待死亡,这是他们觉得很神秘的话题。上周和一个德国来实习的小姑娘Maren在一块儿,她带着面向世界不同国家的调研项目来,主要是涉及palliative care(姑且翻译为“姑息关怀”吧),她反复问我关于dying people的问题。好在刚在重症监护轮转完,那里每一天都有人在死去,这些经历让我得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让我来告诉你我眼里的生死。让我来给你们讲几个小故事。
1、倔强的老先生
第一次和死神打交道,是一个胰腺癌晚期的老先生,上级说,他活不过这个月底。他其实并不算老,他才63岁,后来我还知道,他是个企业高管,有个优秀的儿子还在美国读书,他其实正是人生的巅峰时刻。老先生早就知道自己的病情,本来只想在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多看看这个世界,无奈癌症给他带来的剧痛让他只能回到医院。我从其他住院医手中接管老先生的时候,他正是被病痛从大自然拖回到冰冷的病房里的时候,他神智尚好,只是癌痛和顽固的腹胀和便秘折磨得他脾气暴躁,在病房里是个人人皆知的“棘手”的病人。
在医院里,有许多这样的“老病号”,他们大多性格暴躁、蛮不讲理,总是提出各种诸如拒绝检查、拒绝治疗的无理要求,他们对医院和医生极度不信任,一遍又一遍重复一样的问题,而又听不进去一遍又一遍的回答,导致医生的临床工作非常辛苦。说真话,我们都不喜欢和这样的病人打交道。
我去看老先生的时候,他又开始埋怨为什么他的腹胀总得不到解决,在交流中我讶异于这样一个临终病人是如此有主见,我给他的问题的回答他都会加以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我们第一次见面,聊了很久,后来上级大夫告诉我,老先生第一次和我交谈后就非常相信我,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大夫像我这么详细地向他解释病情,并且告诉他我的分析。即使有些问题难以解决,他仍然愿意尝试我的提议。我很感动,并不是因为得到了“棘手”的病人的信任,而是为他本身,他直到生命的尽头仍然保留的独立思考的能力。
老先生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糟糕,他开始吃不下任何东西,他用过所有的胃肠动力药,中药、西药、灌肠甚至理疗,但肚子胀气还是一天比一天更严重。有时候带老先生去做检查,他早就连轮椅都坐不了,我们就推着病床满医院跑。老先生一出门一定会戴上一顶很绅士的帽子,推着床行进的时候他会向每一个让路的路人亲自说对不起、亲自说谢谢,看着帽子下露出的几根银发,我甚至觉得它们在风中骄傲地屹立着,即使是死神早就在不远处招手,它们像它们的主人一样,从没放弃尊严。每每看到老先生的坚持,我都为之动容。
随着他的状况越来越坏,他的妻子也越来越焦虑和暴躁,是典型的“老病号家属”,她看起来似乎无法接受事实。那时候我刚入科,第一次接触临终病人,稚嫩如我真的快要支撑不下去,每天我既不忍心去看垂危的他,也招架不住他妻子每天的质问。我实在很想告诉她老先生好不了了,他就是会这样,一天比一天差。但谁也不忍心这么做。每天回宿舍我都觉得身心俱疲,一边是他曾经骄傲又有尊严的面孔,一边是他痛苦地蜷缩在床上的情形,两个画面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直到现在快要过去半年了,想起这些,想起我当时的怯懦、我的无能为力,我仍然难以释怀。
有一天夜班医师告诉我,前一天晚上老先生忽然对夜班医师说“我现在很快乐,我的妻子很好,我的儿子很好,我很满足,我没有遗憾”。
后来老先生还是走了,在他告别之后两天的夜里,血压突然掉下来,家属按照老先生的愿望拒绝了一切有创抢救,他平静地离开了。
2、我握着你的手
老爷爷是我在重症监护的一个病人,从来没有关注过自己的身体,直到黄疸已经很严重并出现全身乏力才去看病,直接被诊断为结肠癌伴有肝转移,CT影像里老爷爷的肝脏简直是惊悚,看起来已经几乎被肿瘤细胞吃光了。老爷爷入院第二天就出现休克,急诊开腹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肠穿孔,一肚子混浊的脏水,估计是因为肿瘤已经吞噬了他的炎症反应能力,老爷爷术前没有发热也没有腹痛。老爷爷是从手术室直接转入ICU的。感染性休克,肝脏衰竭,昏迷状态。去甲肾上腺素很大剂量持续泵入,液体快速输注,依然难以维持的血压,加上极差的肝脏功能,导致凝血功能极度低下、代谢不掉的乳酸,所有人都断言,老爷爷即使脱机拔管,所剩时日也不多了。
监护是个没有故事的地方,大多数病人没有说话的能力,或者为了更好地呼吸机支持而持续处于镇静状态。大多数病人都24小时沉沉地睡着,身上连接着大大小小的管路,特护24小时守在病人旁边,维持生命的机器24小时滴滴地运转着,时不时发出扣人心弦的报警声。每一天医生会无数次去观察病人,观察监测的仪器的指数。每一天对于病人的病情有医生之间的交流,有医生和护士之间的交流,唯独没有医生和病人的交流。他们同外界完全隔离了,家属会在每日下午有30分钟的探视时间,大多数是一进来就开始哭喊。我看着他们的悲痛,但我永远都不可能明白。他们在我眼里都是没有故事的人。
老爷爷在ICU住了4天,经历各种波折,终于脱机拔管了。拔管后老爷爷终于开始有些许微弱的意识,我依然每隔几个小时去看他,每次都大声呼唤他的名字为了了解他是否有意识,有时候我会在他耳边说话鼓励他,不管他是不是听得到,他偶尔能在我说话的时候看我一眼,而大多数时候只是呆滞地望着天花板。有一天我夜班,老爷爷有点躁动,我检查了他的各项指标尚在控制范围内,我不知道他怎么了,于是握着他的手,像平时一样。只是这天他突然紧紧握着我的手,我用力一握,他也用力握我的手回应我,握得很紧很紧,我试图和他说话问他哪儿不舒服,我指遍了全身,老爷爷都直摇头,我糊涂了,我说“爷爷您是不是要我在这儿陪着您?”,老爷爷立即更用力地握住我的手似乎表示同意。我心里好像被触动到了什么。可怜的人!我告诉他我会陪着他,他终于不再躁动,只是仍然呆滞地望着天花板。我就这样握着他的手,很心疼地,他的力气那么大,握着我的手再也没有松开,我甚至怀疑这样虚弱的他是不是拼尽了全身的力气来寻求一点点关怀和陪伴,即使是素未谋面的陌生的我。然而ICU一屋子的重病人,我不可能一直陪伴老爷爷,特护跟我说其他病人有情况,我跟爷爷说我必须得去一下,老爷爷拼了命似的用力握紧我的手不让我抽开,我的手已经淤血到变凉发紫了,无论我怎么解释,无论我怎么承诺,他也不肯松开半点。实在没有办法,我使劲拔出了自己的手,老爷爷眼泪一下子就充满了整个眼眶,好像瞬间失去了支撑的力量而崩溃。
后来,老爷爷转回普通病房了。在此之前我一有空就会去握着他的手,偶尔对他说说鼓励的话,他总是很用力地抓着我,呆滞地望着天花板。再后来,我听说老爷爷转回普通病房后5天就去世了。
3、她的眼神
老太太一生过得放纵不羁爱自由,年轻时是个工人,13岁就开始抽着大烟,喝白酒,老太太自己说,白水不好喝,她从不喝白开水。老太太因为咯血而来,还有一阵一阵的背痛。来了以后我们看了片子,老太太肺里有个长相狰狞的大肿物,两次片子一对比,倍增时间非常短,还有纵隔肿大的淋巴结。这样一个大烟枪,这样来势汹汹的肿物,恶性肿瘤,我们心中已经有一个答案了。我们把猜想告诉家属,他表示在诊断之前先瞒着老太太。为了确定诊断需要做一系列的检查,好不容易做了个支气管镜,取到的病理却没有找到诊断意义的证据。于是还要做穿刺活检,还有一系列评估肿瘤分期的检查。这一折腾就是两周时间。
两周时间,我每天都去看她。她总说自己没事,没什么不舒服,其实她身体很弱,她需要间断地吸氧,她每天晚上都需要止疼药来缓解剧烈的背痛,后来证实,那是肋骨上已经有了转移灶,她还在病房晕倒过一次,从此以后我要求家属24小时陪伴她。我也慢慢成长起来,面对这样的病人,我不会像从前那样怯懦。每天去看她的时候我都会握着她的手,到后来我一来看她她就主动拉我的手,我总和她说笑,说笑的同时批评她不能一口渴就喝浓茶,不能那么挑食稍有不合胃口就吃得很少。她也经常邀请我吃她的水果,我们每天都表面愉快地交谈,只是慢慢地,我在问她病情的时候她的眼里开始有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有时候她看着我平静地说话,但我总感觉她好像很慌张,好像很恐惧,好像很悲伤,好像一个做错了事却不敢说而手足无措的孩子。可是她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说,而我也不能擅作主张打开这个话题,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厚厚的墙,而我永远都不能打破,因为这是中国式的道德,家属对于病人的知情拥有绝对的决定权。
后来,老太太的穿刺活检病理也没找到我们要的证据,而与此同时,她的肿物又长大了,肾上腺和骨扫描都发现了可疑的转移灶。老太太的儿子决定让老太太带着止疼药回家去。我心里很不好受,被西方思想影响着,我始终认为老太太有权利知道自己的病情并且决定是否留在医院治疗。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老太太出院的那天,上午我带着文件去给家属签字,我想我很希望和老太太告别,但我担心自己无法装作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和她说笑,最终还是没走这一步。那天我身体很不舒服,中午带着还朦胧的睡眼穿着便装从同学宿舍回到病房,在电梯口远远地家属就跟我打招呼,家属一如既往地热情,跟我说有空去他们那儿玩。我拉着老太太的手,说“出院了?”,老太太笑着说“是呀出院了”,我想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尴尬极了,我不想笑着,也不能悲伤。我以为看过这么多的死亡以后我已经很专业了,已经可以在病人面前屏蔽自己的情绪了。可我还是做不到。我看着她的眼睛,轻轻说“很好,没事的”。有千万句我想告诉老太太的话,到了嘴边只有这五个字。老太太微笑地看着我,我永远也忘不了她的眼神,那里好像包含复杂的情绪,又似乎什么都没有。
我的故事讲完了。你要问我面对病人的死亡有什么感受,我想如果我有机会,我希望我能坐在床边久久地握着老先生的手,听他告别。而对于老爷爷和老太太,我没有什么遗憾的,只是老爷爷转回普通病房以后我常常在想,还有没有人这样一直一直握着他的手,直到他离开,有没有人可以让老太太释怀,能化解她眼神里的困惑,让她安心地离开这个世界。Maren还是要问我关于dying people的问题,我告诉她“Yes, sometimes I feel really sad, I even want to cry for them. But that would happen afterwards. When I stand in front of them, I have to be professional, because I am a doctor.”
这些关于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是这个职业、这袭白衣要求我们承受的东西,你可以觉得他们无关乎己,你可以单纯地治病而看不到他们的喜怒哀乐,这绝不妨碍你是个医术精湛的医生,但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他们太沉重了,沉重得让人无法喘息。而不管多沉重都得放在肩上,Because I am a doctor.
(人民医院 08级八年制 林晓清)
编辑:韩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