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医学要承担国家使命，要用未来的发展战略眼光来看待自身定位，用更广阔的胸怀和更积极的举措主动迎接历史的挑战。”黄大无摄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中国医学教育的“排头兵”，北京大学医学部会如何响应建设“健康中国”、双一流”高校的国家战略要求，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上持续发挥引领作用？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詹启敏教授接受健康报记者专访，畅谈了他对北医和医学教育未来发展的思考。  

　　突出医学优势，推动实施“临床医学+X”发展计划

　　健康报：作为北京大学医学部新一任掌门人，在北医工作的这近一年里，您有怎样的感受？

　　詹启敏：我到北医的这一年，正赶上发展的好时机，得益于国家大健康战略对医学的重视、“双一流”高校建设、北大对医学的大力支持，以及北医作为百年老店的历史积淀、历届北医领导打下的坚实基础，我在工作中感到非常鼓舞和开心。

　　健康报：您履新后不久，领导班子提出的“北大医学”这一发展理念，现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提出这一理念主要基于怎样的考虑？

　　詹启敏：北京大学曾经在中国发展历史上有过伟大的作为，包括“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等。今天发展又迎来新的历史契机，这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大健康发展战略、健康中国2030建设。“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北大要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有新的伟大作为，医学和健康一定是发展的重点领域。

　　医学实践发展的经验表明：推动医学发展的两大重要手段是医学科技创新和学科交叉融合。在这个背景下，尊重医学发展的自身规律，立足北医厚实的医教研基础，依托北京大学的综合学科优势，我们将在新的起点快速发展。 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提出“北大医学”，既是基于医学发展的特点，又是基于医学科技创新的要求。北大医学部是有行政围墙概念的，而“北大医学”是要整合北京大学所有和医学相关学科发展的资源，包括生物学、理学、工学、电子、光学、大数据、影像、纳米技术和人文等相关学科和前沿技术，形成综合优势和协同发展。

　　这一概念提出后得到了北大领导和各学部的大力支持。去年夏天，经过战略研讨，北京大学已经将医学作为北大未来发展最具潜力的重点领域，也是目前唯一确定的一个重点领域。北大医学可以带动北大很多优势学科的协同发展。作为承接多个前沿学科以及各学科交汇融合的大平台，包括药物创制、装备研发、技术革新等都可以在医学这个平台上得以应用。

　　未来，北大医学将突出医学优势，实施以医学部为主导，融合各学科的“临床医学+X”发展计划，以临床医学问题为牵引，整合基因组、大数据、光学、电子、材料等学科，以新兴前沿技术为推动，加速临床医学发展。我们“临床医学+X”发展计划的目标是产出新的临床技术、新的疾病诊疗方案、标准和指南。 曾有校友问我，北医还有没有？我告诉他们，北医是我们的根、我们永远的家园；“北大医学”是发展战略、发展理念。北医既是北京大学在双一流高校建设中的最重要的力量，同时也应是国家的医学中心，未来的世界医学中心。北大医学要承担国家使命，要用未来的发展战略眼光来看待自身定位，用更广阔的胸怀和更积极的举措主动迎接历史的挑战。

　　健康报：在推动学科交叉和融合创新上，北大医学有哪些具体举措？

　　詹启敏：我们整合北大的医疗和大数据技术优势，成立了北京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中心。根据前沿发展趋势，利用北大“双一流”建设配置的资源，成立多组学精准医疗研究中心，面向代谢组、基因组、蛋白质组、微生物组学与临床疾病的诊疗等；针对功能性、分子学影像的发展趋势，北医积极整合北大生科、工科和信息科学的优势建设分子影像研究中心；建设医学前沿交叉研究院，推动医学和信息、工科、生命科学的交叉融合；在北医杰出校友，我国首位自然科学诺奖得主屠呦呦教授支持下，设立了屠呦呦医药创新基金，建设屠呦呦创新药物研究院，成立全国创新药物产学研联盟；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智慧医学中心的建设也在积极推进之中。此外，将通过科学创新、资源整合，在北医所属临床医院中打造一批高精尖临床学科，将医院做特、做优、做精、做强。首批重点推动运动医学、生殖医学、骨伤科、创伤医学、血液病、肾脏疾病、泌尿外科、颌面外科、消化道肿瘤、精神卫生、罕见病等临床学科发展，加强心血管、肿瘤生物学、神经科学、免疫、干细胞等前沿热点和重点学科研究。

　　在推动医学科技创新和学科交叉融合的同时，北医还要做好国家健康医学发展的智囊团、思想库。即积极关注和参与健康中国发展，还要有全球健康的国际视野。在全球传染病和慢病防控，“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等工作中，北医也将大有作为。今年1月，北医与解放军302医院通过军民融合共建机制，加强合作，挂牌成立北京大学302医院，共同推动传染病领域的人才培养、资源共享和平台建设。

　　中国要成为医学强国，必须在医学上有引领

　　健康报：在医学人才培养上，北医未来的重点将会放在哪些领域？

　　詹启敏：北医首先将继续加强实践型人才培养，通过学院教育和临床规培，培养优秀的临床医学人才。同时面向国家需求，培养我国目前较薄弱的全科医学、老年医学、康复医学等急需紧缺人才。尤其在全科医生培养上，北医已成立了北大医学部全科医学系，并通过国际合作机制成立了北大医学部全科医学研究中心。 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北医将更多地思考如何面向未来培养优秀的临床医学家、医学思想家、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为此，我们将重点谋划一个能符合北医优良文化传统和顺应现代医学发展的医学教育模式，并通过综合改革措施，尽快实施。

　　人文是医学的另一只翅膀。只有经过综合素质的培养和医学人文的熏陶，一个医学生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并最终成为医学大家。北医将继续加强医学人文建设，研究医学人文相关问题（医学伦理、医学史、医学艺术、医学传媒等），也在计划与北大人文、新闻学院合作，培养既有高度医学文化理念，也具备一定医学知识的高素质医学传播人才。

　　健康报：您认为目前中国医学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应对挑战，您有什么建议？

　　詹启敏：中国医学教育目前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医学人才总量不足，一个是结构不合理，既有本身培养结构的不合理，也有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对于医学院校而言，如何借助通识教育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人才未来如何能够真正愿意为社会服务，包括到基层服务，以及如何培养出能够思考未来的医学人才等等，这都需要深入思考。目前医学课程设置上与百年前并没有太大变化。对于疾病的关注，长期以来对抵御疾病外因的研究较多，而现在基因组学、遗传学、蛋白质组学等新兴学科的蓬勃发展，使我们对疾病发生内因的关注更加深入；大数据、人工智能、智慧医疗的应用也能帮助医生更好地诊断，减少误差。新兴学科的发展和新知识的产生，要求我们在课程设置上也应有所变化。中国要成为医学强国，必须在医学上有引领。如果我们所有的学生整天只关注自己的具体工作，不接受前沿和新兴学科知识，不思考未来发展的需求和挑战，那我们国家的医疗技术就会永远跟在别人后头。

　　如何进一步加强医教协同也是一大挑战。合校后，如何在依托大学综合学科优势的前提下，尊重医学教育、医学科研的规律，在赋予医学发展相对独立的基础上推动医学发展和人才培养，是目前国家正在考虑，将要解决的问题。有些医学院校跟大学合并后，基础、临床、药学、公共卫生相互剥离，医学发展的整体性受到肢解，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科技创新。

　　健康报：如今，创新驱动成为国家战略，从医学角度看，您认为高校如何在医学科技创新中更好发挥作用？

　　詹启敏：创新驱动，高校是重要源泉。世界上，有超过70%的科技创新成果是从高校中产生的。最早医生看病就是听诊器、手术刀、显微镜，上世纪30年代出现X光，70年代出现CT，到今天出现核磁、彩超、PET-CT、加速器等，科技创新不断推动着健康事业发展。高校在创新驱动战略引领下，能更好地发挥人才培养、知识和技术创新的作用。目前我们亟待创新的是发展的模式和机制。

　　医学专业性很强，但综合素质培养更重要

　　健康报：在去年北医毕业典礼上，您送给同学们一份特殊的礼物：亲自写词、演唱一曲《同窗之谊是没有血缘的亲情》，后来在医学创新论坛上又献上《天使的身影》，给北医学子留下了深刻印象。前不久做客央视《开讲啦》节目，您现场的琵琶独奏《彝族舞曲》，更是技惊四座。医学与艺术巅峰的握手是您一直推崇的人才发展理念。您认为综合素质培养在医学人才成长中有何重要意义？

　　詹启敏：医学专业性很强，但综合素质培养更重要，首先要立德树人，不能只传授医学知识、技能。这与医生职业使命相关。医技只是一种能力，是外在的技术，而内心的修养、综合素质的塑造，能够帮助医生成为医学家、医学大家，能够使医生在更高层面去理解、了解病情，推动医患沟通。

　　健康报：您如何看待当下的医患关系？

　　詹启敏：医患关系应该是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在发达国家的分级诊疗体系中，家庭医生都是社区居民最好的朋友。现在大家都到大医院里面看病的这种医疗模式和现状，让医生很难有时间、有空间、有耐心、有心情与患者成为朋友。因此，我国医改中强调医疗资源下沉，推进分级诊疗，建立家庭医生制度，引导疾病预防关口前移，重心下移是非常重要的。 从模式上看，现代医学是4P模式：预测、预防、个性化、参与。在诊疗过程中，医患应该是互相配合的专家，一个是懂医学技能的专家，另外一个是了解自己生活环境、心理的“专家”，两个专家很好地沟通，制定出的治疗方案更容易贴近患者需求，依从性更好，也有利于良好医患关系的建立。

（来源：健康报）

       编辑：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