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中国围产保健之母”严仁英 让我们看看她的故事吧
中国共产党党员、九三学社社员、我国著名妇产科、妇女保健学专家、原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妇幼卫生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名誉主任、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创始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名誉院长、终身教授、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北京大学妇儿保健中心主任、世界卫生组织妇儿保健研究培训合作中心主任、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五、六、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九三中央第六、七、八届中央常务委员、“中国围产保健之母”严仁英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4月16日13时2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4岁。
下面我们通过两篇文章了解我国“围产保健之母”的故事吧。
郎景和院士撰写的文章 ：一位医生的故事——记严老
严仁英大夫是北大妇产科的元老，但严老系协和毕业，是林巧稚大夫的高足和挚友。作为后辈，我对严大夫格外崇敬，并有特殊的亲近感。
最初的接触是1981年，在苏州召开“文革”后第一次全国妇产科学术大会，严大夫和宋鸿钊大夫是大会主席。严大夫以惊人的组织能力和深邃的学术观念引领大会，而且事无巨细一一把握。我们秘书组共4人，每天都要出简报，还要做大会总结，常常忙到深夜。令人感动的是，严大夫每晚都会来询问情况、指点工作，而且每次都带来夜宵，对大家关怀备至。
严大夫在国内率先倡导开展围产期保健，提出了很多适宜中国国情的思想、观念与方法，开拓出临床医疗与预防保健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她领衔主编了优生手册，并邀我参与撰写，还认真、细腻、坦诚地提出修改意见，其谦和、尊重、友善的待人作风令人景仰。
有一次我陪严大夫一起接待斯里兰卡医学代表团，在前门外功德林素菜馆宴请。严大夫不仅谈吐温文，举止优雅，而且对涉及医学、外交、政治、宗教等方面的问题都熟稔在行，俨然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
20年前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我们一行去香港开会，会议甫毕，我们在机场候机返京，每个人都把买到的东西拿出来展示。一位同事将他为夫人买的外套秀给大家看，并说请严大夫试穿一下。严大夫平易近人，说穿就穿。她身材修长挺拔，平时衣着讲究得体，这件衣服穿上去当然漂亮无比。待回京后，同事夫人似乎没看上这件外套。同事说服道：“我在机场请人试过，很好呀！”问：“多大年纪？”答：“80岁。”岂不更惹恼了夫人！
严大夫常常调侃自己“没心没肺”。但我们却领会到，这是怎样的内敛、平和的性情修为，异于常人的社会历练，胸怀大度的人生哲学和超尘度世的深邃睿智啊！
去年，适逢严老百年华诞，献诗一首，祝她健康长寿：敬祝泰斗百华诞，严师慈母谱心丹。仁爱恩泽惠四海，英杰巾帼照医坛。（ 刊登于2014年10月17日《健康报》）
严仁英的人生之旅
严仁英是一个不肆张扬的人，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很低调。这不仅使我想起哲学家培根说过的一句话：智者不夸耀自己的成功。严老对自己总是轻描淡写，在她心中一切都是平常的，她只不过是普通的人做了些平常的事。
（一）
出身书香门第的严仁英1913年生于天津，她的祖父严修（严范孙）是清朝翰林，后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创办了南开学校，曾资助周恩来赴法留学。他思想开明，主张女子读书，幼年丧父的严仁英是祖父开明主张的最早受益者。在主张男女平等的家庭环境中顺利地完成了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的正规教育。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她能入学就读并一直读到协和医大，实在是凤毛麟角。
严仁英博士毕业后由于工作突出，被派往美国进修。1949年9月和丈夫王光超教授一起搭乘轮船由美国返回祖国，在途中从收音机里得知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当时兴奋得难以言表，于是和同船回国的船友们一起在甲板上开了一个庆祝会，用红墨水将白布染红，并在上面用笔画了5颗星星，以此表达自己对新中国的无限祝福。
严仁英当初选择妇产科、决定为妇女儿童的健康倾其一生，是受祖父、我国妇幼事业先驱杨崇瑞以及恩师林巧稚的影响。从医之初形成的对病人极端负责的精神一直延续至今。严仁英早年在协和作住院医师时就目睹了女性的痛苦，立志走上妇幼保健工作是她“临床医生每次只能面对一个病人，而预防保健可以造福一群人”的超前观念。也许现今在基本解决了看病难的情况下，保健成了很易理解的事儿，然而在几十年前病人就医艰难的情况下，大胆地提出重保健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胆识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严仁英主要开展了围产期妇女保健工作，带课题下基层，到偏远农村了解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的情况，近年又扩展到更年期、青春期、生殖道感染等课题。从临床医生转到做保健研究之初，连去郊区调研的路费都很困难，严老就捐出了自己的津贴作为公用。天道酬勤，严教授和同事们所从事的以降低围产儿死亡率为目标的科研课题取得了重大突破，经过干预对高危孕妇加强管理，新生儿死亡率由27‰降到17‰。1993年严教授又将自己获得的“中国人口奖”20000元奖金捐给了北京医科大学公卫学院，设立了严仁英奖学金，以鼓励和扶持后学。
（二）
严仁英教授的学生和同事对她的评价是：心胸开阔，平易近人。严仁英是一位乐观的人，即使是在人生的低谷，在“文革”中睡地铺住“牛棚”的日子里，她也没有放弃乐观。
1966年严教授被“打倒”，在病房做卫生员，负责打扫厕所卫生。当时她正患着甲亢，天天穿着凉鞋连冲带刷，用哆哆嗦嗦的手将厕所打扫得格外干净，并和卫生员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联络。当年在“文革”中造过她反的人，她并不因此嫉恨，而是既往不咎，和平共处。
刚开始那个先前的“造反派”还有所顾忌，怕严教授给她穿小鞋，时间久了她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严教授整天忙于工作，一切就如同没发生过。她淡泊享受和名利，无怨无悔地将自己的人生献给了妇女儿童健康事业。
（三）
早期的良好教育使严仁英受益终生。年近90的严教授记忆力惊人，儿时祖父创作的《放足歌》至今她仍能准确背诵，几十年前的事总能脱口而出。
严教授已步入耄耋之年。人们看到她如此健康如此精神焕发，总免不了要问她长寿的秘诀，严教授会说是“没心没肺”和“能吃能睡”。心态平和，不计较个人得失，无争名夺利之欲是严老的真实写照。严教授今日充沛的精力得益于年轻时的体育锻炼，她过人的精力常常连身边的年轻人都自愧不如。现在好多老年人常患的骨质疏松症，严教授就没有。近90岁的高龄，她只要可能就步行下楼，不放过任何锻炼身体的机会。
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和风雨同舟的丈夫，是严教授长寿的又一秘诀。两人是大学同学，相濡以沫感情甚洽。是丈夫在她的身后给予了她更多的鼓励和支持，使得严教授作为北京医科大学的终身教授，在社会舞台上、在她挚爱的事业空间里尽情地施展才华释放能量，为妇女儿童保健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刊登于2001年2月17日《健康报》高丽）
（来源：健康报）
编辑：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