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启德在“中国科协-北京大学(联合)科学文化研究院成立暨揭牌仪式”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同道,老师们,同学们:

  我很高兴今天和大家共同见证中国科协—北京大学科学文化研究院的成立。我谨向关心和支持科学文化建设的朋友们和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是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现代科学技术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和弊病,但它在当今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不可撼动,可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科学文化是由科学共同体围绕科学活动所形成的一套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制度约束、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科学文化的核心是追求真理,其精髓是崇尚理性,提倡质疑、批判、创新,追求实证和普遍确定性规律。

  科学文化是科学技术的土壤,是科学技术发展与创新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由于历史和其他种种原因,我国科学文化落后,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已经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健康发展的重大制约环节。只要看一下我们大家身边经常发生的事情,就会明白个中道理。例如科技界功利心越来越强,加上行政化的掣肘,有了些成绩的科学家“不是在开会和评审,就是在去开会和评审的路上”,已经提了半个多世纪的科研人员“要把5/6时间化在科研上”至今未能实现。又如,同行评审跑关系、走后门成风,评审专家由“盲抽”变成“盲评”,评奖搞成“滚雪球”。又比如,被撤稿事件屡屡发生,但始终未能彻底调查和做出严厉处罚,学术不端行为常常在本单位保护下不了了之。从去年到今年初,刮起了一股“厉害了我的国”之风, “钱学森之问”至今没有深入研究和得出比较像样的结论。仔细分析,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都与我国科学文化上的滞后有关。

  正因为如此,国家需要把加强科学文化建设放到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下决心采取切实措施改变落后面貌。我们今天成立中国科协—北京大学科学文化研究院,可谓应运而生,恰逢其时。我相信只要顺势而为,谋定而后动,研究院一定能迅速发展,有所作为。

  对研究院的建设,我觉得应该遵循以下三个方面原则,提出来希望引起大家共同思考和充分讨论:

  第一,  充分发挥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协各自的优势。

  就北大而言,拥有强大的理科、工科和医科专业人才与科研成果,同时也拥有强大的人文社会学科专业人才与学术成就。众所周知,北京大学是中国科学文化的发祥地,在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学者倡导将科学作为新文化的基本内容之一。在当代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中,北京大学涌现出王选、屠呦呦等一批勇于创新、甘于奉献、敢于担当的科学大家,是我国科学文化建设的践行者。

  但大家知之不多的是,北京大学科学技术史学科具有悠久的历史。1925年北大出版化学系丁绪贤著《化学史通考》,是现代中国最早的科技史著作。1937年北医李涛编写《医学史纲》,是我国第一部医学史教材。1946年李涛在北医创立“医史学科”,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史教研机构。1952年北大物理系王竹溪招收新中国首位物理学史研究生。建国后至今,北医的医学史研究和教学一直居全国首位,北大的科学哲学和科技考古也有很多突出的研究成果。

  就中国科协而言,它是全国性科学共同体组织,具有得天独厚的科技人才群体优势;是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的群团组织,具有信息上达渠道的优势;是全国科普工作的牵头部门,有着最为广泛的科学传播网络和科学传播人才队伍,在引领社会公众共同建设科学文化、弘扬科学精神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由中国科协牵头联合11个部委组织实施已近十年的中国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积累了宝贵资料,为深入挖掘和研究中国科学家的科学与人文情怀提供了丰富而独特的案例;中国科协领导着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等9个有关科学文化的一级学会,这构成为我们广泛开展科学文化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的核心力量;就在不久之前,由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办了中国科学文化领域第一本国际性英文学术期刊《Cultures of Science》,用于表达不同社会环境下人们对科学文化的思考和探索,发出科学文化领域的中国声音。

  今天在这里宣布成立的科学文化研究院,正是聚合了上述北大与中国科协的双方优势。我们的目标是,首先在北大建成科学文化学术和教育高地,以此为基础,为科学文化建设搭建全国性的研究平台和学术人才聚集平台,同时把研究院建成向公众传播科学文化的重要阵地,建成我国与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开展广泛合作交流的枢纽以及科学文化方面的国家级智库。

  第二,坚持学术导向、问题导向和人才培养导向。

  一是坚持学术导向。毫无疑问,坚持学术导向,始终是大学和学术群团的特点与责任。学术是指系统专门的学问,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以学术为导向,方可推动学科的发展,促进文化与社会的进步。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仍有很多根本性的学理问题有待解决,如:科学文化的定义和范畴,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对这一基本问题都有着不同于他人的解释;又如,科学文化的与时俱进,包括科学追求确定性的文化是否有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使科学文化发生什么样的根本性变化?又如,科学文化多元特性以及冲突与和谐、融合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关乎科学技术发展的路线与方向,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究,恰恰是一个以科学文化研究为宗旨的机构所必须回答和提供解决方案的,构成科学文化研究的学理基础。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理论要联系实际,只有结合实际问题,理论研究才能深入,才有力量发挥作用。诚如前面所述,我国科学文化方面重大的实际问题很多,只有在理论上弄明白了,才可能提出好的解决办法。比如科技界的学术自由与民主问题;比如,如何真正落实中央《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的意见》,来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问题;比如,在今天浮躁之风进入科技界的情况下如何弘扬中国科学家精神的问题;又比如,我国基础研究长期得不到足够重视的文化原因以及应该如何破题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思考和深入研究的科学文化建设当中的根本性问题。

  三是坚持人才培养导向。科学文化建设事业是长期工程、系统工程,我们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功成不必在我,但要求我们为今后的长期工作打好组织基础、做好人才储备,这就要求我们把培养人才任务放到重要的位置。要着力培养具有创新素质、人文素养的科技人才;着力培养懂得科技常识的人文社科人才;着力培养科学文化和科技史专门人才,扩大研究生招收规模,逐步为招收本科生创造条件。 

  第三,尽可能广泛地开展多学科合作,承担更多教育改革和学科建设任务

  科学文化研究是一个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的问题来源、研究方法和功能定位都涉及诸多学科,这就要求我们努力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在这方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角度开展工作:一是要有更多更广泛的科技工作者,包括理工科与医科等各领域学者参与,改变目前科学史和科学文化研究多为文科学者承担的局面,为科学史和科学文化研究提供更多元化的视角与路径,特别是那些来自理工农医各学科亲历者的实际经验总结和对于学科发展的回溯与反思。二是要呼吁并诚挚地邀请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传播学、计量学等学科来共同参与,逐渐扩展并最终实现在科学文化研究上的多学科融合。三是要充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如信息库建设和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等,来进一步丰富科学史、科学文化的研究方法和传播工具。四是北大要提高科学史学科的战略地位,充分发挥科学史在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桥梁作用。要把科学史作为通识教育和继续教育的重点,所有本科生必修科学通史课程;理、工、医学各门课程教学中必须纳入学科史内容,特别是要花功夫把本领域重大知识节点的发现历程讲好讲透;人文学科师生要通过学习科学通史掌握基本现代科学知识、思想和方法。    

  

  同志们、朋友们!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我们今天在这里成立科学文化研究院有着特别的意义。让我们继续先贤未竟的事业,通过我们的努力,将科学精神写入我们的民族精神,将科学文化融入我们的民族文化,在国家科学文化建设大局当中勇担重任。这是我们这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国家、民族的长远未来所系。任重而道远,我愿与诸位共勉,大家一起努力来推进这项功在当今、利在万世的伟大事业!

 

编辑: 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