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漫:卫生之道在卫生之内 更在卫生之外
卫生之道在卫生之内,更在卫生之外。如是我言,源于笔者对道德理解、对医事的认识。
什么是道,不同人有不同的认识。“道不可言,可言非道”这是庄子的说法。孔子则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这似乎与老子讲的“圣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不相合。如果换个角度重新解读经典,把既讲自然,也讲人品糅合起来味道,就不难发现“道不远人”即使老子也承认“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既有常道也有非常之道。
古为今用,本文之要旨在于揭示卫生常道和非常之道。
对于“卫生”,大家应该知,也有所知,却又不甚知。或许有人认为,这个概念只要按通常的理解方式就可以了,这恰恰是社会矛盾和群体利益冲突的原因之一。通常的观点多有很大倾向,共识还未达成,我们研究要对概念明确界定。
卫生是人类为疾病医疗、健康关怀提供必要的保障,既可以个人自给,也可以群体和政府提供。在政策层面和法律意义上的个人卫生,便上升为公共卫生。历史告诉世界,公共卫生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以后的产物,其诞生后在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中始终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共卫生,其常道——就是国民要有贵生思想和康乐环境,更要有健康的习惯,为本。需要国家、社会、个人形成合力,达到人与己、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信仰的和谐圆融。非常之道——求医问药、卫生改革,为末。
现实生活中人们越来越着卫生之相,把非常之道作为常道,以至于卫生事业似乎患上了“消渴症”(中医诊断的病名借喻:临床表现三多一少,患者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还消瘦),医疗仪式化凸显,人们一方面对医药和医疗仪器设备检查顶礼膜拜,政府和国民的投入均在增长,一方面又抱怨昂贵的医疗支出(经济可及性差)和看病难(地理可及性和/或技术可及性差)。于是乎,有医院和医生抱怨“谁动了我的奶酪”,有媒体为百姓“看病难”奔走呼号,有学者质疑“医疗卫生改革不成功”,甚至有人提出了颇具颠覆性的观点“医院是合法的屠宰场”。
其实这不仅仅是某一国家和地区的卫生现象,翻阅卫生领域的文献,结合笔者近十年对欧、美、亚主要发达国家的实地考察,发现全球卫生水平还远未达到人们的预期,各国卫生发展都不同程度桎梏于成本、渠道、覆盖率等难题,患者对医疗服务的不满日益加剧,效率低下的医疗体系、质量欠佳的医疗服务、看病难且贵的就医表使整个世界卫生改革入泥潭,成为世界性难题。
如何走出困局?常道为体,非常之道为用。如前所述,“常道”——即国民要有贵生的思想、康乐的环境,更要有健康的习惯,这不仅仅是生理卫生的问题,也是心理卫生问题;不仅是医药、体育的问题,也是德育和智育的问题;而且重在“育”。这里的“育”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正心、诚意、修身,自觉自育;另一层是教育和教化,他觉,既在家庭和中小学乃至大学,教育应该避免形式主义、升学主义和孤立主义;充实青少年的生活内容,职业生活和公民生活(职业生活中包括生产技术与服务精神,公民生活里包括政治常识、民主精神、修辞能力和利用闲暇时间的方法,利用闲暇时间可以保健、审美,使生活更加愉快)——此乃卫生之道的基石。无基的卫生之道,其社会的表征只能是人人都在怨,却谁也怨不着。自育和他育在健康习惯中最重要的是:
1.清洁——包括居室、衣被、家具、器皿和饮食都能保持清洁;饮食要讲求营养更要有节制,既不可暴饮暴食也不可偏食、厌食。
2.秩序——起居有常、作息有律,应四时之气,与自然和谐圆融。
3.平秘——情感和理智能够保持和谐,中国传统哲学强调“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乐的精髓。礼的作用是节,节制情感;乐的作用是和,调和情感,亦即《中庸》之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人与人之中正仁和。
4.信仰——是社会的安定力,信仰是人生哲学的基础,没有信仰就失去人生的归宿,社会没有信仰就失去了社会的安定力。
非常之道即为医事。当今医事,深受西方哲学方法论的影响,其中苏格拉底和培根的方法论影响深刻。苏格拉底对于医事的最大贡献在于将医学的研究对象从对“宇宙”和“超宇宙”的虚妄研究拉回到了对“人”的研究。“人”的有限性决定了疾病和死亡的必然性,故抛开“人”而去穷究疾病和死亡的“宇宙”和“超宇宙”之源,只能是缘木求鱼。培根提出的归纳法是医事的主要研究方法。研究者和受众从一而再、再而三的事实中得出理性知识,然而归纳法有着其逻辑不合理性。归纳法起源于对演绎法的批判,它具有概然的保证性,逻辑前提是相信联系的存在。文艺复兴讲以“人”为中心,但更强调人的意愿,即“I will, so I do”,而意愿(will)来源于人的需求(need),而需求来源于人的感觉(feeling)。现代医学恰恰产生于文艺复兴的“主感觉时代”。而归纳法的逻辑前提正是来源于这种感觉,以至于 “医学已成为自身成功的囚徒”(波特),“大自然治病,医生只是助手”(希波克拉底)渐行渐远。
“我们若不更加深邃,定将更加复杂.我们将永远处于可能性的膨胀的视界之中心”(当代杰出的科学家霍金),但愿我们的族群变得深邃,而不是复杂,东方哲学为此提供了跨越时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谈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黄帝内经》)指出人要健康长寿,就要有知晓并应用天文、地理、人事的文化;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也提出“人禀五常,以有五藏”,强调“五常”既“仁义礼智信”五德对人五藏的长养作用;唐代孙思邈《千金方》进一步指出“故体有可愈之疾,天有可赈之灾,圣人和以至德,辅以人事”……无一不指出圣贤道德文化对社会的稳定和身体的健康有双重作用,重视并强调“天、地、人”整体观和辩证观。
故,卫生之道在卫生之内,亦在卫生之外;道在于心,亦在于行。相信随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普及,贵生思想和康乐环境、健康习惯的普遍建立,人与己、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信仰顺随中道、和谐圆融内化为人类的价值取向,外化为行动,众生和医学都终将成“解放的普罗米修斯”。
“全民健康覆盖: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 与天不老,与国无疆!
(来源:光明网 作者: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 王红漫)
编辑: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