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东西相遇与近代中医”学术工作坊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新楼301会议室举行。本次活动由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联合主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宋元以来中医知识的演变与‘现代中医’的形成研究”课题组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与南亚的文学与文化交流研究”课题组协办。多所高校的近50位师生参加了此次会议。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陈明教授首先介绍了本次工作坊的旨趣。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主任韩启德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张藜教授，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张大庆教授分别致辞，充分肯定了举办此次工作坊的意义。

韩启德致辞

　　第一场报告由陈明主持。美国密歇根大学Lieberthal-Rogel中国研究中心吴一立教授以“‘司法源性病证’在中医伤科发展史的影响: 以薛己 (1487-1559) 《正体类要》的杖疮治疗为例案”为题，颇有新意地提出“司法源性病证”这一概念，并借此分析了薛己在太医院的大廷杖案件。山东中医药大学张树剑教授以“近代东西方医学观念冲突下经脉理论的解构与重建”为题，梳理了从十七世纪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中西医相遇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医学者对经脉的认识。他认为现有的经脉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古典知识经过解构与重建后的新知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陈思言报告的主题是“近代针灸科学化的再检讨（1930-1957）——以承淡安为例”。报告分三个阶段讨论了承淡安针灸的科学化进程，并提出这一过程并非是线性进步的，而是多向的、反复的、时序模糊的历史过程。张大庆对报告进行了点评，肯定了“司法源性病证”这一概念的意义，提示学者们可以从中西人体运行体系的角度思考中西医学。

　　第二场报告由吴一立主持。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欧克莱尔分校历史系秦玲子（Reiko Shinno）教授的报告“元代中国的医学文化”依托于其新著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edicine under Mongol Rule，阐释了元代有别于宋、金，独具特色的医学文化。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牛亚华研究员的报告“西方解剖学与近代中医脏腑学说”讨论了中医医家从古代到1950年代对脏腑解剖形态和生理功能认识的演变。陈明的报告“明清东亚笔谈与前近代中医”以明清东亚笔谈这一类文献为中心，选取其中涉及中医知识的讨论，展现了前近代中医在东亚地区从高处逐渐滑落的情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余新忠教授进行了评议，并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如元代在宋至明代的医学发展中有重要地位，南宋的医学地位为何在医学发展脉络中被边缘化？中医在前近代晚期不仅遭遇了西医的质疑，而且在东亚地区也受到批评，这一图景该如何呈现？

报告会现场

　　第三场报告由北京中医药大学梁嵘教授主持。余新忠的报告“以新守旧，以中化西：清末民初天津名医丁国瑞的中西医汇通之道与生存策略”从文化保守主义的角度讨论了名医丁国瑞既固守旧医又利用新知优化医术的生存策略。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陈琦副教授的论文“‘新中医’概念的兴起与反思”讨论了近代中西医论争背景下“新中医”概念的生成和各界的争议。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李彦昌博士的报告“起源、视域与影响：近代‘废医存药’思想的再考察”梳理了传教士、俞樾、余云岫对于“废医存药”的具体看法，以及这一思想与“中药科学化”的关联。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陈昊副教授和牛亚华教授分别进行了评议，提示发布者可以从概念史的角度对“新中医”的指涉进行讨论，亦可以从欧洲历史上医和药的分化反观中国的医、药分化等问题。

　　第四场报告由中国科学院大学汪前进教授主持。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颜宜葳副研究员的报告“文艺复兴时期的一次中药西用”讨论了菝葜类药材在欧洲医生手中经历了从特效药到万灵药的定位转换及背后的原因。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谷晓阳博士的报告“验方还是谬误：中西医之生胰子疗法”围绕20世纪初中医对胰的重塑、中西“生胰疗法”的不同命运、对滋膵饮的重新认识三个问题展开中西医相遇背景下，医家对生胰子疗法的讨论。北京科技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王传超讲师的报告“传统金石类药物在近代中国的应用与转型”具体讨论了晚清近代石膏的药物来源、使用方法和药效解释的变化，力图审视内外因、文本知识的变化与日用技术惯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吴一立在评议中提示在做个案研究时，要关照到将个案放在怎样的“大的历史图景”中讨论。

与会代表合影

　　四场报告后，张大庆组织了圆桌讨论，提出了如何判断“疗效”这一颇具启发性的问题，吴一立、秦玲子、余新忠、牛亚华、张树剑、陈明等教授对此问题各抒己见。张大庆教授对会议进行了简要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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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