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征文】药学教育家楼之岑: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编者按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为热烈庆祝党的百年华诞,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程和伟大成就,以文字的形式总结回顾北大医学与中国共产党的紧密联系,反映建党100周年来的时代变迁和人民生活变化,激励师生员工坚定理想信念,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创建“双一流”工作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医学部开展以“牢记初心使命 书写时代芳华”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北医新闻网选登优秀征文,以飨读者,同时欢迎广大读者积极投稿。

楼之岑院士

楼之岑(1920-1995),著名生药学家、药学教育家,浙江省安吉县人。1953年加入九三学社,198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6月当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生药学教研室主任、中国药学会理事长、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药用植物顾问等职,是我国现代生药学的开拓者之一,为中国生药学乃至世界生药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92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求学若渴,成为大家

楼先生1920年1月出生于浙江省安吉县一个穷苦的中医世家,小学在本村初级小学和县立中山小学学习。初中就读于浙江省立湖州初级中学,毕业后在县立南中小学任教一年,挣钱补贴家用。1936年,于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学习。在此期间,适逢抗日战争爆发,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陷入危机之中,这激发并坚定了楼先生爱国救国的决心。1939年7月,他考取由北京、南京等城市相继内迁至贵州的陆军军医学校,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任教期间,楼先生编译了《医药拉丁语》一书,并于1947年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同类书籍。

1944年12月,中国向英国选派新一批留学生。楼先生考取留英研究生,怀着科学救国的赤子之心,踏上了前往英国伦敦大学药学院求学的道路。在异国他乡,楼先生刻苦学习,于1947年夏季获得药学学士学位,后留校从事生药学研究。1948年7月,由英国文化协会资助的奖学金期满时,因楼先生在研究工作中成绩突出,特别是他研究建立的植物性泻药的生物测定法对生药有效成分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其导师、伦敦大学药学院著名生药学教授范尔朋(Fairbairn J W)先生提议,由学校聘任楼之岑为生药学研究助理,同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楼先生因此成为该校第一位外籍被聘人员,打破了该校从未聘请外籍人员担任该职务的传统。同时,他也当选为英国药学会学术委员。1948-1950年,楼先生除了帮助教授完成一系列研究工作和药物分析任务之外,还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发表了6篇优秀的科研论文。1950年秋,伦敦大学授予楼先生哲学博士学位。

楼之岑先生在英国伦敦大学读书期间

楼先生在英国留学期间,为了增长实际知识和经验,还利用寒暑假多次主动去著名药厂各部门学习,后又在4个不同规模的药房工作,从而对英国的药厂和各类药房的生产和管理方式都有所了解并有亲身体会。这些为他以后回国服务,为祖国的药学事业作贡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远在他国,楼院士仍时刻挂念国内医药学的发展,他利用春假时间将世界上第一本有关青霉素及其药剂的制造与应用的书籍《青霉素之制造与应用》翻译成中文,并在上海付印出版,大大推动了我国抗生素的研发。坚持不懈、如饥似渴努力学习的结果是:楼先生不仅在专业上学识渊博,而且熟练掌握了多种语言,除英语外,还能阅读法文、德文、日文等文献书籍,甚至会简单的会话,日后成为了真正的“大家”。

赤诚之心,报效祖国

建国初期,国内各项建设百废待兴,中国政府迅速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文化建设上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吸引广大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回国号召,牵动着楼先生回到祖国参与社会建设、服务人民的心。自1948年起,北京大学医学院(1952年独立为“北京医学院”,2000年又与北京大学合并为“北京大学医学部”,简称“北医”)药学系主任薛愚教授去信邀请楼先生回国任教,并寄去聘书。

在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后,楼先生立刻着手办理回国手续。由于他超凡的个人禀赋及优异的专业成绩和素养,导师生药学教授范尔朋极力挽留楼先生,同时英国爱文思(Evans)药厂也高薪聘请他。但楼先生意识到,国家急需培养药学人才,婉言谢绝各方挽留。他舍弃了优越的生活和科研条件,以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毅然由海路踏上回国的路程。时值1951年初,楼先生办妥返国手续后,乘船由英国出发,经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印度洋到锡兰(现名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停船二日后,南行经马六甲海峡,在临近马来亚的槟榔屿停留一日,继续南行至新加坡停留二日,前往新加坡大学药学系访问,该系主任伴同参观交流,晚间设宴招待,席间提出聘请楼院士留在该系执教的期许,楼先生心系祖国,婉辞邀请。

1951年3月初,楼先生经由香港抵达上海,上海药学会随即开会邀请楼先生介绍英国药学情况。随后,楼先生又受上海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药学系、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药品检验所邀请,参观访问。在此期间,一些药学院系邀请楼先生前去任教,均被楼先生以已允北大医学院药学系邀请而婉辞。后浙江大学理学院药学系主任孙宗彭教授数次来沪,恳切希望为该系毕业班学生补授无菌药剂学三个月。考虑到北大医学院开学须在9月初,楼先生便应允,前往该系任副教授,讲授药剂学课程。楼先生在浙大首先开创了药剂学课程,临时编写讲义和实验指导,从无到有地指导药剂学讲课并准备实验。

1951年9月,楼先生如约到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执教。1952年,他领导组建了北医生药学教研室(我国生药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中草药和少量外国草药),并担任生药学教研室主任,由此引领了中国生药学科的创新与发展。在楼先生的带领下,北医生药学教研室先后成为全国首批研究生培养单位(1955年)、全国首批硕士生招生单位(1978年)、全国首批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学科(1981年)、生药学科全国唯一国家重点学科点(1989年)、生药学科全国第一个博士后流动站(1989年)。

国家为本,革新课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 生药学教学目的不明确, 教材内容陈旧, 实验方法落后。楼先生首先提出,生药学教学的主要目标应以国内常用中药材的真伪鉴别为重点, 应当培养学生具有鉴定生药(以中药为主)真伪优劣的能力, 而鉴别应该包括生药性状、显微特征和理化反应,要重视化学定性和定量分析以及生物测定方法在生药鉴定中的应用。

1952年, 楼先生编写了我国药学教育方面的第一个《生药学教学大纲》。在教学实践中,他对生药学课程的内容和方法进行了大力改革。在普通生药学课程的基础上,增设了生药组织学及实验课程,实验内容增加了更加切合实际需要的显微制片技术、显微常数测定、显微化学等内容。楼先生亲自编写授课讲义和实验指导,使生药学的教学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理论结合实际,在理论授课之余,楼先生带领教师和学生深入药材产地及相关企业,调查研究药材品种、资源、加工、销售等情况。除此之外,他启发、指导学生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实习及科研工作,学以致用,以适应中国的社会发展与客观需要。从1953年起,楼先生兼任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并指导中央卫生研究院生药研究。1956年,他编写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富有特色的生药学教科书《生药学》,1965年,主编出版了全国高等医药院校统编教材《生药学》,为我国生药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北医生药学专业第一期毕业生合影(1954年7月)

前排左起:沈节、诚静容(植物学副教授)、楼之岑(生药学副教授)、薛愚(药学系主任)、李胜华(生药学助教)、张卓英;二排左起:王美玉、谢玉如、秦佩芬、韩桂秋、田珍、刘美兰、曾美怡;后排左起:沈圆、谢长春、章国镇、洪潜、李珍灼、王成群、李家实、樊菊芬

1952年至1958年间,楼先生承担生药学、生药组织学和药物学授课任务,指导生药专业毕业班学生毕业专题研究工作,并先后担任中国药学会理事、《药学学报》和《药学通报》常务编委以及《中药通报》主编;兼任校外两个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研究顾问,指导年轻人开展生药的研究工作;主持中国药学会中药整理委员会工作,编写出版《中药整理委员会通讯》,主持编辑《中药鉴定参考资料》第一集。时年三十多岁的楼先生,日夜辛劳工作,为了祖国药学教育与研究事业的发展,不知疲倦地贡献了自己旺盛的精力。

传承精华,锐意创新

楼先生早在英国期间,就注重应用多种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在国产生药形态组织和中药材品质评价方面,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工作。他对中药常山和蜀漆的形态组织学方面的研究,开创了中国学者对中药材进行形态组织学详细研究的先例。楼先生的另一项突出成就,是研究和建立了新的植物性泻药的生物测定法,该成果于1949年在英国药学会年会上宣读并在英国学术期刊上发表后,引起了各国学者的重视并被广泛采用,被称为“楼氏法”(Lou's method)。他利用这一方法,发现了中药大黄的泻下成分是结合型大黄酸,并建立了测定大黄中蒽醌类成分含量的分光光度法。

回国后,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楼先生在科研上不片面追求高深理论,更加重视对中药材实际应用的研究。他常说:“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科研首选的课题”。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他对波希鼠李皮、西黄芪胶、阿拉伯胶、胡黄连、安息香、毒毛旋花子等进口生药的国产代用品以及资源开发利用进行了研究。相关工作成果有的在生产中应用并产生了经济效益,这也解决了部分药材完全依赖外国进口的问题。1954年,楼先生对国产甘草化学成分的研究,为我国甘草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科学依据。1964年,在楼先生指导研究下,天津药材公司积压的大批不符合传统规格的大黄经过分析鉴定,确定质量符合英国药典规定,成功销售至欧洲市场,创汇数百万美元。1966年,楼先生解决了中药槐米在雨季快速干燥的难题,保证了天津茶叶土产进出口公司槐米出口任务的顺利完成。楼先生将国家发展面临的问题作为自己的科研方向,刻苦专研、攻坚克难,为我国中药材市场稳定健康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与此同时,楼先生联合有关专家向国家卫生部建议,加强对中药的整理研究,制订中药质量标准,以保证药效。鉴于当时全国药检机构的中药检验力量还十分薄弱,1954年,卫生部委托中国药学会成立中药整理委员会,负责组织全国各地药学分会分工制订200种常用中药的质量规范,楼先生当时是主要组织者之一。他响应党中央号召,协同其他中西药工作者,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共商中药规格制订方法;他定期参加北京市中药师傅座谈会,请中药师傅介绍传统鉴别经验,他认真听讲并详细记录;他组织北医药学系和中央卫生研究院药物学系等单位相关科研教学人员承担标准规格的制订工作;他还亲赴青岛、广州等地的药学分会指导工作。这些工作成果和资料被先后收入《中药整理委员会通讯》《中药鉴定参考资料汇编》和《中药通报》等书刊,为我国以后的中药标准规格的制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部分的修订奠定了基础,也为国际传统药物的标准化积累了经验。1979年9 -12月,楼先生在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任植物药顾问,为制定国际植物药典起草了植物性生药的一般检验法。1980年11月,世卫组织在天津召开药用植物标准化与应用会议,楼先生当选为主席,会议讨论了有关植物药典、未来国际合作和发展中国家应用植物药的问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楼先生更是精神焕发,忘我地进行工作。在他的带领和指导下,我国生药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科研成果。由于中药材品种混乱问题严重影响着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对于品种混乱的中药材进行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至关重要。在“六五”期间(1981-1985年),楼先生负责国家医药管理局攻关项目“中药材同名异物品种的系统研究”中的大黄类中药材部分,完成了大黄类中药材的品种整理,解决了商品良莠不齐的问题。该项目的科研成果荣获国家科学进步三等奖,也由此开启了我国对中药材的系统性研究。1981年,在“六五”期间工作的研究基础上,楼先生与中国药科大学生药学教授徐国钧先生共同倡议、立项并领导了题目为“常用中药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的国家“七五”“八五”科技攻关项目,在中国中药事业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该项目从本草考证与文献综述、药源调查、动(植)物鉴定、性状组织、商品鉴定、化学成分、理化鉴定、药理实验、定量分析、采收加工等10个方面对具有品种混乱问题的常用中药材进行系统研究。“七五”期间(1986-1990年)和“八五”期间(1991-1995年),楼先生任北方协作组组长,徐国钧先生任南方协作组组长,全国共有二十多个单位的500余名工作者参与科研协作。其间,楼先生亲自指导教师、学生对麻黄等30多种(类)中药材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南北方协作组一共联合完成了220种(七五123种,八五97种)具有品种混乱问题的中药材的研究。从理论上,基本解决了我国常用中药材的品种混乱问题。

1995年3月, 国家“八五”攻关项目“常用中药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项目

南方组工作会议(中国药科大学)期间, 与南方组组长徐国钧院士(左)一起

“常用中药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项目历时10年,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开创了中药研究的先河,为我国常用中药材的品种整理、品质评价和开发利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七五”期间(1989-1990年)的该项目研究成果于1992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是我国中医药领域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八五”期间(1991-1995年)的该项目研究成果于1997年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这些科研成果迄今为止一直是我国中药现代化专项研究重要的工作基础。

在任中国药学会秘书长期间(1979-1983年),楼先生推动成立了一些专业性的学科分会,如中药和天然药物学会、药物化学会、药剂学会、药物分析学会等,促进了全国性和地区性学术会议的发展。又与日本生药学会会长柴田承二教授等取得协议,每两年轮流在中日两国召开“中日天然药物学术讨论会”,开创了定期的国际学术会议。1984年,楼先生当选药学会理事长,进一步推动中国药学会建立和完善了多个工作委员会。同时为了加速我国中药研究的现代化与国际化,使我国中药材走向世界,楼先生积极推动我国中药研究的国际间合作。在楼先生的促成下,1985年,应日本生药学会邀请,经卫生部批准,决定中日双方合作研究大黄化学成分分析。中日中药合作研究协议书签字仪式在北京医科大学举行,推动了中日两国合作研究中药材的广泛开展。

服务人民,渴望入党

在科研教学工作中,楼先生时刻以助力祖国建设、服务广大人民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同时,他大力支持各地药学会开展中药科普工作,提高人民用药知识水平。上山采药、培养农村医药人员、编写教材、刻印讲义、举办展览,他以亲身实践扎根于人民群众中,将药学知识传播于祖国大地。楼先生长期、积极开展农村基层的中草药种植、生产和加工应用及培训教育工作,亲自刻写油印讲义。1969年为了响应号召,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北医全校师生组成农村卫生工作队上山下乡,“送医送药上门”。楼先生和十几个学生被派到北京郊区延庆县永宁公社东灰岭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时开展农村卫生工作。楼先生亲自带领学生们翻山越岭,调查当地的药用植物,并因地制宜,在东灰岭大队建立了“土药方”。北京市卫生局认为这个大队的“土药房”办得比较成功,建议在那里举办展览会,发动全市各地赤脚医生前来参观学习。展览会后,楼先生又转到公社开办“土药厂”,将采挖到的药材加工成各种制剂,帮助当地“赤脚医生”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并多次举办“赤脚医生”认药、采药、制药学习班,并自编、自印《赤脚医生通讯》,介绍一些农村常用制剂的处方和制法等,受到当地人民的称赞和北京市卫生局的重视。1979年4月,楼先生亲自为北医全国中草药鉴定进修班(学员为各省中医学院中药系和省市药品检验所在职人员)授课。1983年起,他又根据“美中教育学院”计划(该计划包括资助在中国农村开展培训工作和向美国派遣中国访问学者),亲自指导顺义县卫生局举办“中草药进修班”。在他的培养下,我国一大批中药研究骨干人才走向全国各地,推动着全国药学事业的发展。

顺义县卫生局与北京医科大学联合举办的“中草药进修班”结业典礼

前排:楼之岑(右6)、马旭(右8)、郑俊华(右10)

1985年12月,楼先生与徐国钧先生作为国家级核心专家共同参加了“全国中药材开发试验基地论证会”,为我国中药材开发利用及基地建设出谋划策,指导方向。从此以后,生药学领衔专家“北楼南徐”(北方楼之岑,南方徐国钧)的名声就传开了。

楼先生积极服务于国家需要,服务于人民的需要,还体现在他呕心沥血地栽培担负培养人才重任的青年教师们。他多方面、全方位培养青年教师,在教学方面,他亲自给青年教师们教授专业课(生药组织学等)、专业英语等;要求青年教师们在带学生实验课之前,要自己首先做够三倍量的实验操作;理论课正式上讲堂之前,青年教师要进行试讲训练,获得教研室通过后,方可上讲堂授课。在科研方面,楼先生积极带领青年教师们参与《中药志》编写过程中的科研任务,参与国家“六五”“七五”“八五”科技攻关项目等科研任务,培养青年教师们的科研能力,提高他们的科研水平;遇有出国深造的机会,楼先生都积极选派和推荐青年教师们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医药科学技术。在参加学术活动方面,楼先生积极支持青年教师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会议前亲自对青年教师们写的论文进行修改,对他们的演讲内容进行试讲训练和指导等。楼先生还积极推荐青年教师们参加全国性的、地方性的社会兼职,鼓励他们勇挑重担,投入社会,服务人民。

1987年10月23日,67岁的楼之岑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郑俊华教授、秦波教授为介绍人),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在后来的科研工作中,他用自己的心血和才智,为科学的突破创新,为祖国和世界的药学事业,为人民的幸福生活,奉献了自己拼搏的一生。

为人师表,桃李芬芳

楼先生创新的教学理念在我国药学领域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很多人都在生药教学、科研、生产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由于在药学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1987年,楼先生获得北京医科大学首届“桃李奖”;1988年,被评为北京市高教系统先进工作者;1989年,被国家教委和北京市分别授予全国优秀教师奖和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楼先生教过的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生药学专业第二期毕业生屠呦呦老师发现了青蒿素可以有效地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 从而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 于2015年10月5日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成为首位获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国际最高科学研究奖项。2017年1月,屠老师获得了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9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授予屠呦呦“共和国勋章”。

楼先生指导屠呦呦研究中药

楼先生的学生果德安、蔡少青、屠鹏飞、黄璐琦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者。学生蔡少青、果德安、屠鹏飞、杨秀伟、黄璐琦、王璇、赵中振等均成为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 屠鹏飞、黄璐琦和果德安还分别担任了国家药典会中药材和饮片专业第一委员会、第二委员会和天然药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黄璐琦还担任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专家指导组组长, 蔡少青任专家指导组成员。果德安还担任了国家发改委及国家中医药局组织的国家中药标准化行动计划项目专家组组长, 蔡少青、屠鹏飞为专家组成员。2015年,黄璐琦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结语

楼先生的学术思想至今仍在指导和影响着他的学生们的工作以及中国生药学科的发展。他倡导生药学科的发展应该结合国内实际需要和国外生药学科发展的新方法、新技术,走中国生药学自己的路。他认为,生药学科是药学教育中一门特殊课程,既是应用课又是基础课。生药学科与天然药物研究工作密切相关,且十分重要。在科研工作上,应根据实际需要,结合现有的与可能争取到的条件,从我国传统的中医药宝贵遗产中寻启发、找研究方向、制订科研计划,尽量避免研究过程中走弯路,从而多出人才、快出成果,以促进我国药学事业的发展,为人类健康多做贡献。

1995年3月21日,楼先生在出席药学相关会议上发言时突发脑溢血,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于1995年3月23日14时45分逝世,享年75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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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涛,周全.对建国初期吸引海外留学生归国工作的回顾——兼论其对我国文教事业的影响[J].党史文苑,2004(04):10-13.

[3]赖晨.屠呦呦与老师楼之岑[J].华人时刊,2019(07):16-18.

[4]蔡少青.不忘初心承使命,鞠躬尽瘁兴国药——深切缅怀楼之岑老师[J].科技导报,2020,38(04):110-117.

(药学院王伟、蔡少青、王璇、郑俊华)

编辑:韩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