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对口支援西藏先进个人”——北大医院侯新琳再获国家表彰
2024年，是对口支援西藏工作30周年。8月27日，在第四次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会议上，北大医院儿内科主任、2024年最美医生、曾在2016年参加“组团式”援藏医疗队的侯新琳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金灿灿的奖章和证书，并作为“全国对口支援西藏先进个人”代表发言。
侯新琳说，“一次援藏路，一生高原情。援藏期满至今的8年来，我始终难忘那里的一草一木、那一方水土养育的淳朴百姓。虽然我的援藏工作结束了，但这也是我和西藏这段缘分的另一个开始，我会通过我的桥梁纽带作用，去续写这段援藏故事，让更多的百姓受益。这种‘被需要’是对‘组团式’支援工作的充分认可，也是援藏专家们的价值所在，使命所在！”
主动请缨的巾帼英雄
“西藏儿科比较落后，急需我们新生儿专业医生；高原缺氧，围产期新生儿缺氧性脑损伤发生率居高不下，而我的专业方向正在于此……”
2016年7月，当国家“组团式”援藏的通知来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的时候，侯新琳大夫便主动提出申请，自愿加入援藏队伍。
北大医院儿科我国最早建立起来的现代儿科之一，优良的传统、精湛的医术是儿科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侯新琳大夫是北大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她过硬的技术和强大的团队确实可以促进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专业的发展与升级，为藏区儿科事业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力量。
刚上高原之初，陌生的环境、刺眼的光照、稀薄的空气让侯新琳的高原反尤其的强烈。失眠、头痛、喘憋、心动过速，这些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她一个都没少。然而她知道，此次进藏是国家使命，促进藏区医疗事业进步就是她的目标，再严重的高原反应也不能阻挡自己的脚步。
就这样，开启了她的援藏之旅……
填补空白的儿科专家
“同事告诉我，以往遇到这样的疑难杂症，当地都直接建议转诊，导致一些患儿的救治被贻误，让人十分痛心......”
刚入藏不久，一个极其危重的患儿就出现在侯新琳的科室。这个3岁患儿因上唇外伤出血不止，住院时已重度贫血。经过和各个科室援藏专家的多次会诊，侯新琳成功确诊了患儿为血友病（甲），这是西藏地区首次确诊血友病（甲）病例。
在高原，感染性疾病的发生率很高，细菌性脑膜炎的患者每天就有三、五例，同时伴有各种类型的并发症如脑脓肿、硬膜下积液、脑积水等，由于此前遇到这种情况医院没有做手术干预的条件，家长们只能放弃治疗。但幼小生命的逝去让侯新琳特别心痛，因此，她组织前来援藏的医疗队专家们共同合作，首次在床边行细菌性脑膜炎合并脑积水穿刺引流手术，给更多患儿新生的希望，填补了自治区医院的医疗空白。
类似这样的第一次、首例还有很多：首次行先天性食道闭锁、食管气管瘘畸形矫正术，首次行侧脑室穿刺引流、头皮下储液囊置入，首次诊断后尿道瓣膜所致肾脓肿及脓毒性休克，诊断西藏儿科首例Sturge-weber综合征，诊断西藏首例静脉窦血栓形成所致脑疝并成功挽救生命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高原上最缺的是氧气，最不缺的是精神。“的确，西藏地处高原，生理状态下就相对缺氧，这也导致了很多疾病的发生，比如围产期缺氧性脑损伤就是其中一种。侯新琳的专业方向就是新生儿围产期脑损伤，因此新生儿神经重症监护团队的建设成了侯新林来的又一个工作重点。组团队、教技术，师带徒，在她的努力下，首次在西藏实现了新生儿振幅整合脑电图、新生儿脑组织氧饱和的监测，并常规应用于临床；首次实现了早产儿、脑损伤新生儿的神经发育随访；普遍开展了早产儿颅脑超声的床旁监测。侯新琳的到来为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儿科带来了勃勃生机。
“天天和孩子们在一起，真的很快乐。”侯新琳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做儿科医生是一件特别单纯的事，孩子们清澈的眼神、灿烂的笑容总是深深吸引着她。看到他们重获健康，小脸重新绽放笑容，就是儿科医生最幸福的时刻。
实现“输血”“造血”的无缝衔接
“我十分欣慰地看到，在一批又一批援藏专家的倾囊相授和无私帮带下，不少当地医生已成长为业务骨干，一些同志已熟练掌握有关高难度诊疗技术，推动自治区人民医院”五个中心“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北大医院援藏专家】不让须眉的巾帼楷模——记国家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典型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侯新琳
培养一支”带不走“的医疗人才队伍，是”组团式“援藏的一个重要目标。“大病不出藏”的目标侯新琳一直铭记于心，她不仅要“输血”，更要“造血”。
培养人才、搭建团队成了她又一个重要的工作。短短的半年时间，一支出色的儿科医生队伍已在侯新琳的努力下快速成长起来：卓嘎大夫已掌握床旁头颅超声技术，泽碧大夫已掌握新生儿振幅整合脑电图技术，赵蓉大夫已规律开展新生儿神经发育随访。
侯新琳还发现，在临床工作中，大量的有西藏特色的危重症得不到总结，忽视了很多重要的临床经验。因此，她根据藏区特色，带领当地大夫们开展临床病例总结及临床科研工作，对当地医护人员进行临床病例总结思路培训，全方位提升当地儿科医生的临床科研水平。为了在西藏开展新生儿先天代谢缺陷病的筛查，她积极与自己的大后方北大医院联系，对疑诊断患儿采集血、尿标本进行检查，费用由她个人的科研基金承担。
侯新琳大夫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医疗方面，侯新琳主张把工作落实到个人，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实现“造血”; 在教学方面，援藏团队举办了第一届北大-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学术交流会，此外，她还尝试把Case based learning(CBL)的方式带到西藏，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科研方面，她指导当地医院搞临床科研，申请西藏自治区自然基金，总结临床病历，让当地医生在学习诊疗技能的同时有学术的收获。
架起前线后方的生命之桥
“看似几个人的援藏，但其实背后有医院的支持、国家的支持，除了帮助自治区儿科事业发展外，我也可以为祖国的边疆搭建一架生命桥梁，铺一条绿色通道”
援藏经历并不轻松，落实起来可谓步履维艰。
援藏团队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差异，这给援藏团队的工作增加了难度，有病先看活佛、就诊不及时等，更是让医疗工作看起来显得有些无力。
缺医少药则是援藏团队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以儿科为例，一线大夫4人、二线大夫4人，护士23人，而儿科总共有60-70个床位之多，值班大夫常常分身乏术。平时在医院常用的药物，在当地医院也较为缺乏，这为医疗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也直接或间接引发了另一个问题——院内感染，一个非常棘手而又很现实的问题。
然而，援藏团队通过相互协作，与身处北京、心系西藏的本院同事讨论病例，克服重重困难为藏家儿女带去安康。因为在北京，有一个强大的后盾随时都能够给予支持和帮助。
“您孩子的病情有点特殊，建议到大医院确诊一下，北京积水潭医院在骨科治疗方面经验比较丰富，如果需要，我可以帮您联系……”，在枯黄萧瑟的大草原上，侯新琳大夫对一名患儿家长细声说到。这是在全国海拔最高的乡镇，被称为“世界之巅”的普玛江塘乡，在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的“组团式援藏医疗专家走进普玛江塘”活动中，侯新琳大夫看到一个病情特殊的患者，由于这种疾病在藏区还不能治愈，因此侯新琳希望通过自己的援藏后方来救治孩子。
2017年3月6 日，一位因“生后吐沫1天、呛奶2次”的小婴儿来到侯新琳的诊室。刚刚出生的患儿生后即有吐沫，喂奶后呕吐并伴有呛奶，生后第二天又出现了发热、气促、皮肤硬肿、发花，食道碘剂造影检查：食管闭锁，胃腔及肠管内较多气体密度影，注意下段食管与气管瘘形成。小婴儿的情况紧急，急需手术治疗，在于同样是援藏专家的胸外科王京第大夫讨论后，又经过全院会诊，认为应该请儿外的专家进行手术。但是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没有儿外科，侯大夫立即联系了自己的后方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大医院一路绿色通道，立即派出儿外科高阳旭大夫前去会诊，行手术治疗，患儿生命得到了保证。
回京以后，侯新琳仍情系西藏儿科的发展，长期指导支持西藏儿科临床及科研工作，成为京藏两地儿科学习交流的纽带与桥梁。“只要西藏有需要，我们24小时在线”，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童医学中心也久久为功，连续九年派不同儿科亚专业专家援藏，为西藏打造了一支带不走的儿科医疗队，呵护西藏儿童的健康。
2018年，北大医院厚道故事会第三期邀请侯新琳讲述援藏故事。在提问环节中，有学生问，“在西藏工作中如果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病人怎么办”，侯大夫的回答十分干脆：“不能要求别人，只能要求自己。来到西藏支援就是要解决病人的痛苦，我们不能去改变环境、社会因素等，就需要自己去适应”。她豁达的心态和奉献的精神触动了每一位听众的内心。接着，有同学问，“如何处理儿科工作中与家长的关系”。侯新琳说，不用过于担心，因为家长和儿科大夫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们要多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考虑孩子生病时为人父母的焦急心理，这是人之常情。
援藏工作苦过、累过，但更重要的是收获了。她曾为了一个幼小患儿的生命，流着汗、咬着牙继续坚持过；她曾为了能给偏远地区的患者看病，在藏区泥泞的村落奔波过；她曾在凌晨深夜之时，在抢救室带领同道们并肩奋战过；她也曾为了一个疑难病例的治疗方案，彻夜难眠过。但这些都没有阻挡她前进的脚步，反而让她为西藏医疗事业发展尽心尽力的信念更加坚定。作为一名白衣战士，她从求生若渴的父母眼中读到了医生的责任，在迎来每一个患儿的康复，她从一声声感谢中听懂了什么是幸福；作为一名党员，她把援藏作为历练人生、锤炼党性的难得机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相距千里的首都和高原之间架起了一座生命友谊之桥，用热情和汗水浇灌祖国边陲的土地。都说“相遇即是牵绊”，援藏之旅没有终点结束，援藏情怀也永远留在心间。
（北大医院宣传中心）
编辑：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