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王岳教授一直在思考如何在课程中融入医学人文素养的训练，如何让医学生学会换位思考，学会站在患者角度思考问题。2026年5月12日，他撰写的《如何实现从“知道”到“懂得”》一文在《健康报》刊登，文中讲述了他帮助学生通过课后阅读并分享阅读体会和思考的方式领悟医学人文精神，培养从患者角度出发的思维习惯。全文如下：

感受知识与情感的距离

近日，我和学生们一起读了新加坡肿瘤专家郑畏三教授所著的《我以为我知道——当医生成为患者》，郑畏三教授真实记录了自己从资深医生到癌症患者的身份转换过程。当他从诊室走向检查室，从诊治患者的医生变成被宣判的患者，他发现一个残酷却无比真切的事实：医生“知道”疾病，但并不等于能够“承受”疾病。医学知识没有消失，但它给不了安慰。这折射出医学教育中的一个深层问题：我们倾尽全力教会医学生如何“知道”疾病——如何识别、诊断与治疗，却在如何“懂得”患者——如何理解其处境、回应其恐惧、处理不确定性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这种“知道”与“懂得”之间的鸿沟，不仅是知识与情感的距离，更是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张力。

现代医学建立在实证科学的基础之上，其教育体系自然以客观、精准、量化为核心准则。医学生被训练成高效的临床决策者：解读影像、分析数据、评估风险、制定方案。这一套基于循证医学的理性思维模式，是现代医学进步的重要基石，它将复杂的生命现象梳理为可定义、可分类、可预测的病理过程，极大地提升了诊疗效率与治愈率。虽然这套体系高度成熟，但其内在局限性亦显而易见：医学知识的对象是“疾病”，即一个可被定义、分类与量化的生物学实体；而患者的主体经验则是“患病的过程”，一个包含了恐惧、焦虑、希望、绝望、家庭压力、社会角色丧失等复杂情感与社会维度的生命事件。医学能精准解析肿瘤的分期与病理类型，却无法消解患者等待结果时的恐慌与无助；诊疗指南可提供标准化方案，却无法代替患者经受在生存时长与生活质量之间反复权衡的内心煎熬；专业知识或许能治愈身体的病变，却难以抚平人心深处的不安与迷茫。

培育不可替代的核心素养

医学教育长期以来都向学生强调“保持职业距离”的重要性，其初衷是帮助医生在高压、高强度、高情感负荷的工作环境中保持客观的临床判断力，避免因过度共情而造成职业耗竭。从心理防御机制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必要的自我保护；可一旦分寸失衡，合理的职业距离就会异化为冷漠的情感隔离。于是，医生非常关注影像片上的阴影大小，而容易忽视患者紧锁的眉头与不安的神情；会精准计算化疗药物的剂量，却可能忽视患者因剧烈副反应无法进食、难以入眠的生活困境；会执着于“治愈率”这类统计数字，却可能没有及时对患者当下最真实的痛苦与感受给予回应。当职业距离筑起无形的情感高墙，医生便失去了感同身受的能力，难以进入患者的感受世界，从而难以提供真正意义上有温度的抚慰、有力量的照护。

当下，人工智能正在快速渗透医疗全场景：影像识别更快捷，诊断建议更规范，治疗路径更优化，技术带来的效率提升有目共睹。但与此同时，一个新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当机器可以替代医生完成越来越多的工作时，医者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答案并非更复杂的技术，而是医者的人文精神。人工智能缺乏对生命意义与个体处境的理解能力，亦无法承担临床决策中的道德与情感负荷。医生的共情沟通、心理支持与价值引导能力，成为技术时代医者不可替代的核心素养。

同时，必须警惕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在风险：过度依赖技术可能削弱医生的临床思维，加剧对患者的“去人化”对待；算法中隐含的偏见亦可能扩大医疗资源不公平分配情况；当医患互动被屏幕与数据“中介”，情感联结或将日益稀薄。这些正是医学人文教育在人工智能时代直面的核心挑战。因此，构建“技术+人文”双核驱动的课程体系，推动医学教育的深层变革，刻不容缓。

医学人文不是知识，所以无法讲授；医学人文不是能力，所以无法锻炼。医学人文是一种与人文精神趋同的价值观，而医学人文教育的目的应当是让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逐步去感悟和最终形成这种价值观，形成从患者角度出发的思维方式。我认为，医学人文教育必须要有“情理法”的全方面内容，情是人文关怀，理是职业伦理道德，法是职业法律法规。法律应该是医者应知应会的职业底线标准，而人文关怀则是医者永无止境的职业追求。医学人文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培养“以情化人、立德树人、恪守底线”的医生。

学生感悟

当医生成为患者，白袍下的专业知识在病榻前经历了一场解构。它揭示了医学中最大的“认知盲区”——从“我以为我知道”到“我知道”还有很大的距离。病历上客观记录的“症状”在患者体验中是截然不同的主观现实。

《我以为我知道——当医生成为患者》中反复叩问医学教育中“共情”的缺失。从医生到患者，这种角色互换带来了比任何医学伦理课都深刻的道德觉醒：那些被流程合理化的“小事”——每一次等待、每一个眼神、每一次深夜的查房，恰恰构成了患者的体验。

书中还谈及了“知情同意”的困境。患者即使精通医学术语和诊疗手段，在恐惧面前，大脑同样一片空白，签署的文件如同天书。原来，真正的“知情同意”不仅是信息传递，更是情感的对接。

在技术崇拜的时代，最好的医患沟通培训，或许是让每位医学生想象自己躺在病床上的样子。唯有当医学真正尊重患者的“体验事实”而不仅仅是“病理事实”，我们才能实现从“治病”到“救人”的跨越。

——赵子亘

患者眼里的医学，不是复杂的术语、精密的数据，而是一根救命稻草、一种能使人心中踏实的力量。患者怕死、怕疼、怕拖累家人，更怕医生不耐烦。这本书让我想起去医院看病的经历。哪怕自己是医学生，遭到了不耐烦、缺乏人文关怀的对待，仍会感到无助和委屈。患者是来求助的，他们需要的不只是药，还有一句“我理解”。知识解决不了恐惧，能解决恐惧的，是医生愿意停下来听一听，说一句“我陪你”。这很简单，却也很难做到。

——贾晓涵

我想起患尿毒症的堂哥。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大病是拖垮整个家庭的生存困境。他的离去留下无尽的“如果”，而书的第一课正是“没有如果”。

书中说，“同情即是源泉”。它让我忆起堂哥的主治医生查房时，极自然地为他掖好被角的瞬间。那个无声的举动，我们铭记多年。人在最脆弱时，抓住的常是这种将其视为“完整的人”的体谅与共情。

作者以患者身份重识了等待的煎熬与一句安慰的珍贵。患者需要的不仅是技术，更是被真正“看见”。或许只是一个有温度的眼神，就可能成为他们维系与世界连接的纽带。从“知道”到“懂得”，需要跨越的，是一整个充满共情的人文世界。

——倪建烨

我们拥有精密的设备和标准的共情话术，却遗忘了对苦难最本真的理解。

书中有一个令人心痛的细节：郑教授因一次正常的PSA（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指标而忽略身体反复发出的警报——数据成了迷雾，连专家也会迷失其中。他更坦言，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医生应当承认自己的无知，然后静静地陪伴患者。

这位权威的专家，最终开出的“处方”不是系统的诊疗方法，而是“平静、同理心和爱”。医学的深处，住着的从来不是技术，而是人心。

——岳羽辰

很多时候，提出和践行人文关怀的一方往往是健康的人，不幸的一方难以被真正共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文关怀无法落地，而是需要加以时间，加以经历，加以耐心。

去年寒假，我作为学生参与了医院的查房。站在病床前，我目之所及的都是饱受疾病折磨的患者，心中不免感到同情。当站在医生和护士的立场上观察时，我明白了他们身上沉甸甸的责任：当你的职责不再是一纸文书，而是一个个熟悉或者不熟悉的生命时，你就必须以自己的专业性和道德感来守护生命。医生与患者的对话，既是一个生命被托付的过程，又是医学与人文相互融合的最好见证。

——叶祎康

读完了这本书，我心中产生了深深的敬佩之情。这本书的标题一目了然，隐藏的深意是“其实我不知道”。而作者作为一名医学界权威，写下这句话坦承自己的无知，其实需要极大的勇气。真诚的态度是最重要的。当沟通双方中原本处在较高地位的一方愿意俯身倾听，甚至认错时，才有可能形成真正平等的关系。

我想，只要医疗体系中的每个人都能以作者的心态为标杆，并时刻践行，医学的未来就一定会越来越好。

——黎博就

（来源：《健康报》  作者：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 王岳）

编辑：玉洁